中国是最早发明织绣和印染的国家之一。早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用麻、丝织作平纹组合或罗纹组合的“布”。1972年，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罗纹葛布。经密度为10根/厘米，纬密：地部为13—14根/厘米，有纹部为26—28根/厘米。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盛在竹筐里的绢片、丝带和丝线，同时出土的还有几块炭化了的苎〔zhu柱〕麻布。经有关部门鉴定：绢片为平纹组织，经纬密度为每厘米40根；丝带为10股带子组合，每股单纱三根，有平行的人字形织纹。这些平整细巧的丝织品，都是以蚕丝先缫后织的产品，技术上达到相当娴熟的程度。这说明在此之前先民的织作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经验积累过程。我国古书说黄帝之时“蚕神献丝，乃称织维之功”，看来并不是完全向壁虚构。
我国棉花大面积推广较晚(东南、西北边疆地区种植、利用棉花较早，但唐以后才传入中原，元明以后才南北种植、推广)因此我国古代长时期的服饰原料主要是葛麻和丝。葛麻织作的织物古代称“布”，丝织作的织物古代称“帛”。在男耕女织的古代，治丝绩麻都是妇女的事，因此我国古代把解决穿衣问题的工作(如纺织、缝纫，刺绣等)统称“女红[gong工]”。
商周时期，我国的麻、丝纺织技术已相当完善，多彩织花的“锦”和把绘画刺缀在纺织品上的“绣”已有相当的发展。据考古发现，商代中、后期的墓葬中已发现了平纹的“纨”、绉纹的“縠[hu胡]”、绞经的“罗”、斜纹或回纹的“绮”和双经双纬的“缣”等。到战国中期，各种丝织品和各种绣品已十分繁盛，光彩夺目。如1982年发掘的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一个墓发现的丝织品就有绢、绨、纱、素罗、锦、绦、组、彩条纹绮、刺绣多种，颜色有红、黄、绿、蓝、紫、棕、黑、黄、褐等，绣纹有龙纹、凤鸟纹、动物纹、几何纹等，其织造方法使用了平纹地经线提花、分区配色“挂经”、纬线起花、针织单面提花等先进技术，满目琳琅，美不胜收。
汉代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的纺织印染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的丝绸产地东起沿海，西及甘肃，南至海南，北达内蒙古，不仅品种繁多，印染刺绣水平也相当高。不少权贵之家招致男女工人从事纺织，谋利肥家，刺激了丝织技术不断改进。唐宋以后，官私丝织、印染作坊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华东沿海地区迅猛发展，各种风格和纹饰的“锦绣文绮”争奇斗艳，使中国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放射出更加耀眼夺目的光彩!
尽管中国的丝绸品种繁多，光彩照人，但并不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享用品(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盛行织锦，详见“少数民族织锦”一节)。古代中国长期的宗法封建社会和阶级压迫剥夺了劳动人民享用丝绸的权利，“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般人民只能穿葛、麻、粗毛(褐)、棉布做的衣服而被贱称为“布衣”。虽然如此，劳动人民的爱美之心是不可泯灭的。衣服原料虽然简单，但中国劳动妇女把祖国传统的织绣、印染技术巧用于粗衣布料，同时也把她们纯朴秀美的感情融会于一针一线之中，这就使得中国的古代民间织绣、印染更显得质朴纯真、艳丽多姿。从中国民间刺绣传统来看，我国古代的民间刺绣工艺，主要是用于服装、鞋帽、床帐、挂包、背包和其他小件的装饰(如头巾、香袋、扇带、荷包、手帕等)、玩具等。这些民间刺绣工艺品，多是生活中的实用品。实用品加以点缀、装饰，不仅美观大方，还能加固布料、增加强度，像裤脚、袖口、衣领、鞋面、鞋垫、袜底、头巾、肚兜、挂包、背包加上刺绣，不仅打破了面料大面积的单一色彩，加强了衣物优美的轮廓，还耐磨经穿，比使用单纯的面料更结实。
我国的民间刺绣讲究“情”，讲究民俗传统。例如：枕头用的绣花样，同是一种方形图案，老年人用的大多采用福、禄、寿的题材，意思是祝愿老年人健康长寿；小孩子用的多采用“五毒”图案、老虎图案，意思是避邪镇恶，祝福小孩子像老虎一样勇敢健壮；年轻人燕尔新婚，则一般是选择鲤鱼闹莲(象征爱情的和谐)、莲(连)生贵子、鸳鸯戏水一类的图案，以祝福新婚夫妇家庭美满、多子多福。又如：挑花或绣花的手帕，是姑娘们贴身的用品，也常常用来馈赠情人，作为定情的信物，因而绣得极为漂亮、大方，隐藏着姑娘心中的秘密；孩子们的“虎头鞋”、“虎头帽”，则因为寄托着母亲的希望和祝福，格外做得雄壮威武，透着那么一股子结实憨厚的猛劲。所以，从中国古代民间刺绣的传统看，我国古代的民间刺绣，大多是把实用性、装饰性同人们追求生活美满的理想、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它在实用性的前提下，力求形式美又寓意吉祥，或借物传情，把人们真实的情感以浓缩的形式表达出来。
中国古代的民间刺绣，主要有绣花、挑花、贴花几种。
绣花是用彩线(丝线、绒线、棉线等)按设计好的图案在织物上缀连出美丽的纹样，古代叫作“黹[zhi指]”或“针黹”。绣花多为妇女所作，在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是妇女的主要职业，因而也是“女红”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绣花起源很早，商周时已很发达。我国各地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绣品，像春秋的“凤鸟穿花纹绣”、战国的“龙凤虎纹绣”、汉代“长寿绣”等，都是当时贵族服用的精品。这些朝代的民间刺绣十分罕见，主要是因为布帛不好保存，没有流传下来。我国的刺绣有广泛而深刻的群众基础，产区分布极广，但以江南最为流行。明清时期，江南“家家养蚕，户户刺绣”，对中国刺绣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古代民间绣花的方法很多，有铺针、平针、缠针、散针、打子、套扣、盘金、辫子绣、锁绣等，技术虽不如宫廷绣花讲究，但题材广泛、形式活泼，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我国古代民间的绣花有传统但不程式化，它就地取材，因材施绣，随其所好，把真实的感情注入到一针一线之中，因而有着华美而刻板的宫廷绣花无法比拟的风格。平常我们说民间工艺是生活的艺术、现实的艺术，于此也可见一斑。
我国的民间绣花根据地区的不同、风俗习惯的不同，也有着不同的流派和风格。一般地说，南方和北方比较，由于南方是蚕丝的故乡，有几千年织绣的历史，绣花技术普遍比北方要高，风格也细腻纤秀，相比之下北方就显得粗犷、豪放。南方、北方各个地区之间相比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如南方苏州地区的绣花精细雅洁；长沙一带的绣花优美质朴；广州一带的绣花艳丽清新。北方陕西的绣花用针较粗，色彩鲜丽；山西的绣花针法细密，讲究大红大绿底色与淡雅的图案对比……这些差别，构成了中国古代民间刺绣的姹紫嫣红，使它们显得更有生气，更有特点。
古代民间绣花著名的地区主要有江苏苏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四川成都等(明清江南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就是在千百年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方的山东，春秋战国时绣花非常发达，“齐郡世刺绣，妇女无不能者”，后来形成朴素浑厚的“鲁绣”。河南开封的“汴绣”，湖北武汉的“汉绣”，浙江温州的“瓯[ou欧]绣”，北京的“京绣”等，也都是在历史悠久的民间刺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著名绣品。
古代民间绣花的题材非常广泛，一般是以花卉、虫鸟、动物和民间传说的人物为主，而且多寓有吉祥的含义，如喜(鹊)上眉(梅)梢、牡丹富贵、三阳(羊)开泰、金(鱼)玉(兰)满堂、马上封侯(猴)、瓜果连绵、麒麒送子等。构图讲究饱满、对称、有均衡感。
挑花，又称十字绣，是严格按照布料经纬纹络以小十字挑织花纹图案的刺绣方法。挑花图案以十字形直角构成，有独特的变形几何形装饰风格，而且刺绣时不伤布丝，反而能加固织物的耐磨损性能，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挑花刺绣在我国历史悠久，以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分布最为普遍。明代的时候，浙江南部居民已盛行在衣服领口、裤边、鞋头及枕套、床帐、肚兜上装饰挑花。后来由于这种刺绣技术针法易学，装饰性强，又能加固布料，所以很快流行到各地。
以针法、用线的不同又可分为：架花、撇花和纤花。架花是一面绣，撇花是两面相反的绣，纤花是正反两面一样的绣。挑花的装饰题材，以花卉、动物和楼阁殿堂为主。图案的布局，一般是布面中心挑绣大团花，四角边沿挑绣小型的角花、边花，很讲究匀称和构图方式。
不同地区的挑花风格也有区别。如汉族的传统挑花多以白色布为地绣蓝花，少数民族挑花则多以青、黑色布绣彩色花。这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很大关系。
布贴花是一种用彩色小布块拼成各种图案作为用品装饰的刺绣方法，又称“补花”。布贴花常用来装饰服装、帐帘、枕头等，还经常与绣花结合在装饰物上堆起浮雕式的花卉、动物，甚至在上面挂上金属饰片，显得特别粗犷、憨厚。
我国古代各地都有给小孩做“百家衣”的习俗。所谓百家衣，就是向乡邻收集各种颜色的小布块拼制童衣，取百家保护、祝佑平安的意思。这种“百家衣”上往往贴有“五毒”(蝎子、蜈蚣、蛇、壁虎、蟾蜍)的布贴花，其用意是希望孩子能祛毒避害、健康成长。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妇女用的背布(用来背小孩)也往往是绣花和贴布综合运用的，它以精致的图案给孩子展现出一个美好甜润的世界，同时也反映出心灵手巧的母亲希望孩子快快健康成长的心情。
还有一些工艺品，像被塑造成立体形动物的童枕(虎枕、狮枕、蛙枕等)、童帽(虎头帽、“五毒帽”等)、童鞋(虎头鞋等)、香包(蝴蝶香包等)等，其贴布、绣花相结合的程度就更高。如老虎枕做成老虎的形状，用五彩线绣出老虎的眼睛、大嘴和须眉，或用贴花贴出其眼睛、鼻子、耳朵、牙齿，样子很威武；蝴蝶香包作为定情之物，做成蝴蝶翩翩飞舞之形，巧加装饰，针针线线都体现着对意中人的爱慕，绣得越精，爱得越深，这些都是民间刺绣工艺的精品。
中国古代的民间刺绣，由于年代久远，实用物易损坏，所以目前我们发现的实物很少，很多工艺我们只能靠现在还在流传的民间传统绣法去挖掘。
同刺绣相比，我国古代民间的印染工艺在一些民族地区则保留得比较全面。现代染织技术普及以前，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对织物的印染主要是用靛青颜料土法对织物进行夹缬〔xie协〕(古代称织物染色为缬)、蜡缬和绞缬。近代民间流行的蓝印花布，就是这几种印染技术的发展。现代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传统的蜡染，就是我国古代的蜡缬。
我国染色技术起源很早，早在商周时期，利用矿物颜料(如赭石、丹砂、胡粉、白云母、金银粉箔)和植物染料(如蓝草、茜草、栀子、紫草等)进行多次浸染(将织物反复多次浸泡在一种染液中着色)、套染(将织物多次浸入两种以上的染液中以获得各种色彩的中间色)或借助某种媒介物质使染料色素附着在织物上的媒染技术已经成熟。当时在织物上设计花纹图案，主要是采用“画缋(缋即绘)”的方法用颜料或染料在织物上作画。据说商周时天子百官所用的礼服、旗仗、帷幔、巾车等，就是以不同的“画缋”来区别官位和等级的。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洛阳东郊商代墓葬中发现施于墓廓四周彩色布幔的痕迹，上面画着黑、白、红、黄的几何花纹，也有红、绿、白三色的，这就是“画缋”。
“画缋”费时费力，染液直接画在丝绸上，颜色很容易外浸，必然影响花纹的质量。所以，随着古代劳动技术的不断提高，印染技术逐渐代替了“画缋”技术(“画缋”在秦汉以后，逐渐减少，只限于一些特定的用途使用，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T字形帛画就是难得的“画缋”，可能具有宗教的性质)。
最早代替“画缋”的印染技术是凸版印花和夹缬。
凸版印花是在平整光洁的木板上刻好花纹图案，然后在图案凸起的部分涂刷色彩，以押印的方式把花纹印在织物上。这种印花技术速度快、质量高，印出的花纹清晰明快，线条光滑有力，有立体感，所以发展很快。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凸版印花作品，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前者以凸版印花与绘画结合，后者用三块凸版分三步套印，技术娴熟，水平很高。凸版印花工艺简便，适应力强，所以后来成为历代服饰和装帧的主要印制方法。这种技术后来传到日本，日本人称凸版印刷的花布为“折文”或“阶布”。清代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创制的木戳印花和木滚印花也是这种凸版印花的发展。木戳面积小，多用于局部印花；木滚印花是用雕刻花纹的圆木进行滚印，适于大幅的花纹装饰。
夹缬，就是夹版印花。它的工艺特点是先在木板、油纸上刻出图案制成版，然后将织物夹持在两块镂空版之间，不使织物移动，然后在镂空处涂刷或注入色浆，干后解开型版就成为印花的织物。我国夹缬的印染技术发明很早，大概秦汉时期即有了应用，不过到隋唐以后才盛行。唐代夹缬产品遗存较多，如日本正仓院保存的夹缬花树对鸟屏风、山水屏风、鹿草屏风等，都是唐代夹缬印花的精品。唐以前的夹缬工艺主要是丝绸印花(图4)。宋代以后，植棉技术发展，棉织品成了劳动人民主要的服装来源，因此民间的夹缬主要是印制蓝印花布。夹缬由于是制版染印，花纹线条都留有缺口，不能首尾联贯。蓝印花布主要用于衣服、床帐、被面、门帘、包袱、头巾等。
蜡缬，又名﨟〔la腊〕缬、蜡染。它的工艺特点是用排染作用的蜡(蜂蜡、虫蜡、石蜡、松脂、树胶等)在织物上画出图案，然后在常温染液中浸染，最后沸煮去蜡，即显出色底白花的花纹。蜡缬由于织物收缩或揉搓后蜡膜会发生一些折裂，因此浸染过程中会有一些颜料渗入裂缝，成品后会显出一丝丝不规则的冰纹，形成一种独特的装饰效果，所以历来受人们喜爱。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