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重阳节的习俗

赐宴、吟诗与骑射、围猎

重阳节的重视超过了南北朝的帝王。每逢重阳节，百官沐浴，皇帝宫中赐宴，或去登高宴会、赏菊吟诗。唐高宗、中宗、肃宗都有过重阳节的诗作。《景龙文馆记》记载，景龙三年，唐中宗在慈恩寺登大雁塔，群臣献菊花酒祝寿。他让每人作同题四韵五言诗一首，先成者赏，后成者罚。此后每逢重阳，皇帝显贵们游幸登高、曲江饮宴赋诗几乎成为定制。
　　唐德宗曾在重阳诗序中说：我在位快10年了，国家治理有方，已经达到小康了，这都是诸位贤臣的功劳。选择重阳节宴请诸位大臣，就是希望爱卿们继续努力，为治理国家出力。大家的诗由德宗亲自品定优劣，最后确定上等、次等和下等。唐代重阳赋诗很多。在现在留存的唐诗中，咏重阳的诗在节令诗中最多。能赴皇帝重阳赐宴，大臣们都引以为荣。白居易有《九月九日谢恩赐宴曲江会状》，说自己很幸运参加了皇帝召集的重阳曲江宴会，感到万分荣幸，欢乐之情无法言表。
　　唐代皇帝也多在重阳节让大臣进行骑射比赛。如贞观十六年九月九日，唐太宗就曾赐文武五品以上官员在玄武门骑射。有一年重阳赐射时，萧口连发了好几箭都没射中。欧阳询便作了一首诗来嘲笑他：“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马……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这首诗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当时地方大员们也纷纷于重阳节练习骑射。

　　唐代重阳日，帝王官僚们除了登高赋诗、筵宴欢乐之外，还有了射箭、纵马、围猎等活动。
　　唐玄宗更是喜爱射箭。关于唐玄宗重阳射猎还有一段神话传说故事。据《集异记》载：天宝十三年（754年）重阳日，唐玄宗率群臣游猎于沙苑，发现一只孤鹤空中盘旋，被唐玄宗一箭射中。可是这只鹤并未坠地，却带箭飞向西南。原来这鹤是四川青城山成仙道士徐佐卿变的，他回青城山后把箭留于壁上，对道士们说：“我到山中行走，偶为飞矢所中。此箭非人间所有，我将其留于壁上，后年箭主到此地付还，谨J滇不要坠失。”并题壁留箭之时：“天宝三年九月九日。”不久，“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往四川，一天偶然到青城山道院游乐，发现墙壁上插有一箭，拔下一看，原来是自己用的御箭，心中十分诧异，一问道士，方知缘故，原来自己当年沙苑所射之鹤，原是道士徐佐卿变的。
　　唐代帝王们在重阳节既要登高游宴，又要赏菊赋诗，还想射箭游猎，很显然一天时间是不够用的。于是，重阳节就提前到九月八日开始，或推后至十日仍过重阳节。因此唐代重阳节不是一天，而是两天或三天。因此，《辇下岁时记》云：“都城重九后一日宴赏，号小重阳。”再如唐代大诗人李白《九月十日即事》
　　诗写道：
　　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筋。
　　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
　　李白这首诗道出了当时九月十日“小重阳”的风俗，而且借菊花喻黎民，重阳节登高本为消灾避祸，两遭重阳的菊花可谓同人民一样苦难深重了。

下诏定为官方节日

　　贞元元年（785），唐德宗下诏把九月九日重阳节正式确定为官方法定节日。诏书说，重阳节是前代的惯例旧俗，现在政府以重阳节为三令节之一，就是要与民同乐。在正月初一、三月三日和九月九日三个节日中，希望文武百官各自选择一个佳境胜处去赏景庆节。还规定，三节时要给大臣发放过节费，宰相赐钱五百贯、翰林学士一百贯，左右神威、神策等十军各赐钱五百贯。
　　在过节时间上，唐代前于九月八日或推迟至九月十日，这样就使得重阳节的节期增多两天。《荤下岁时记》载：“都城重九后一日宴赏，号小重阳。”李白《九月十日记事》诗曰：“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筋。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有时可能推后十天之多。登高、饮菊花酒这一前代避邪求长寿的活动，此时已失去了原来巫术方面的作用，成了一种“以畅秋志”的娱乐、健身活动了。

吃重阳糕，饮菊花酒

　　重阳节自汉代以来就有传统的饮食，这就是吃重阳糕，饮菊花酒。汉晋时将重阳糕谓之“蓬饵”，“饵”，《说文解字》释为“粉饼也”。饵，又称为糕，扬雄说：“饵，或谓之糕。”它是将熟米捣烂或先将米磨成粉子，然后做成糕饼。汉魏时，用麦粉制作的叫饼，用米粉制作的就叫饵。《急就章》注云：“漫米而蒸之，则为饵，饵之言而也，相粘而也；搜面而蒸熟之，则为饼，饼之言并也。”此饼、饵的区分是很清楚的。“蓬饵”是用蓬草加黍米制成。蓬草是一种菊科植物，用蓬草只是取其香味。据《玉烛宝典》云：“九月食饵，饮菊花酒者，黍林并收，以因私米嘉味，触类尝新，遂成积习。”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的宠妃戚夫人有一侍儿名叫贾佩兰，在宫中时，每遇“九月九日”，便“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茱萸，又命“越椒”，或者称“艾子”，是一种药用植物，其味香烈，有驱虫、除湿、逐风邪、治寒热、利五脏、延年益寿等作用。
　　所以，古人将茱萸作为驱邪的神物，每逢重阳节，人人佩戴，后世称之为“茱萸会”，或称重阳节为“茱萸节”。至于菊花酒，那是用菊花酿制而成的。菊花凌霜不枯，傲寒而开，气味芬芳，是延年益寿的佳品。因此人们每当菊花含苞待放时，采花蕾叶茎，杂以黍米酿制，待到次年九月九日开坛取饮。无论宗室贵族还是达官商贾，无不喜欢。
　　到了唐代，重阳糕的名目就多了起来，据《唐六典》和唐《食谱》等书记载，唐代重阳节有麻葛糕、米锦糕以及菊花糕，（（文昌杂录》中说：“唐时节物，九月九日则有茱萸酒、菊花糕。”茱萸可“辟除恶气，而御初寒”。显然，佩茱萸、饮菊花酒已经成为唐代重要的节日习俗了。

登高、插茱萸

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拔楔登高”（《西京杂记》）。而后给登高又涂上了一层浪漫的神话色彩。据《续齐谐记》云：东汉时汝南人桓景，随方士费长房学道术，游学多年。一天，费长房告诫桓景说：九月九日这一天，你家会有大灾，你可速回家，让全家大小皆佩戴一个装有茱萸的绛色袋子，系于臂上，登高饮菊花酒，便可消灾免祸。桓景听罢，匆忙回家，遵照师傅所嘱，令全家佩茱萸登高饮菊花酒。到傍晚回家一看，院子中的鸡、猪、狗、牛、羊均已暴死。费长房闻讯说：这是家畜代你全家受了祸。《续齐谐记》是南朝梁人吴均为刘宋时所作的《齐谐记》之续，《齐谐记》得名本系取自《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书中所记多为怪诞不经之事。如果剔除其迷信成分，可以看出它反映了古人殷切盼望消灾避祸、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
　　从上文可以看出，佩插茱萸作为重阳节的另一项重要习俗也早见于汉代，至唐代，此风更盛。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脍炙人口，所说正是重阳登高、插茱萸事。
　　唐代民间重阳风俗基本沿袭前代。我国大医学家孙思邀在《千金方·月令》中，把重阳登高列为一项重要活动。他说：“重阳日，必以肴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柑橘以泛之，即醉而归。”如前所述，汉代佩茱萸，魏晋时出现插茱萸，而唐代皆而有之。唐宋时代诗人词家描写重九插茱萸的诗词不胜枚举。李白有“九日茱萸熟，插鬓伤早白”；王维有“遍插茱萸少一人”；孟浩然有诗“茱萸正少佩，折取寄情亲”。
　　除佩插茱萸外，还有看茱萸。如杜甫寓居蓝田崔氏庄，与故人同饮，醉玩茱萸，不能释，作诗云：“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赏菊、咏菊花、吃糕重九正仲秋，菊花盛开，文人雅士对娇艳傲霜的菊花十分喜爱，在唐代诗人咏九日的作品中，写到菊花的比比皆是，可见赏菊之风的盛行。如王维有“无穷菊花节，长奉柏梁篇”（《奉和重阳节上寿应制》）；王绪有“今日登高蹲酒里，不知能有菊花无”（《九日作》）；李欣有“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九月九日刘十八东堂集》）；皇甫冉有“不见白衣来送酒，但令黄菊自开花”（《重阳日酬李观》）。由此可见唐人几乎是无菊无酒不重阳，不插茱萸不过节了。
　　我国历代文人无不赏菊、咏菊、赞菊。连唐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黄巢也曾写过“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咏菊诗，以咏菊抒发起义者的革命豪情。
　　唐朝时，重阳节还讲究吃糕。如同中秋节吃月饼一样，两者都是应时的食品。因“糕”与“高”同音，古人相信“百事皆高”之说，所以重阳节登高之时吃糕，象征着步步登高，独具深意。《嘉话录》记载，唐人袁师德是给事中袁高之子，九日出门做客，有人让他吃糕，他却推辞不吃，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为避父讳，因“糕”、“高”同音，故不忍食糕。这简直与唐代大诗人李贺避其父李晋之名讳，而不敢去考进士一样可笑。然而，通过此节日风俗，也可看出当时避讳制度的严格。

登高赋诗、筵宴欢乐

　　“我助你一席清风，你不必多虑，尽管放心前去。”王勃心花怒放，立即登船启程，果然一路顺风，于重阳节傍晚抵达南昌，写出了文学名篇《滕王阁序》。而《唐初四杰轶事》则记载是在重阳节的前一天，王勃船停靠在马当山之时，有一老翁示他一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另据《旧唐书·王勃传》记载，王勃的《滕王阁序》作于重阳节无疑，当时王勃的父亲任交趾令，王勃前往省亲探父。九月九日路过南昌时，洪州牧（都督）阎伯屿大宴宾僚于重修的滕王阁，欲夸耀其婿吴子章之才，令作序，故意先拿出纸笔遍请诸宾客动笔，宾客皆知其意，无人敢接。
　　而王勃一路风尘，饱览秋日河山美景，早已激情在胸，想一吐为快，加之预先并不知都督之意，于是就应命接过纸笔，毫不谦让。
　　都督一见王勃胆敢接下，心中甚怒，立即命人窥伺王勃，等他写一句报一句。当报头几句时，都督感到并无新意，让再报，谁知王勃刁‘气不凡，又兼激情蓄积，出文渐奇，当报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也不由得拍案叫绝：“此天才也！”宴会极欢而散。王勃从此一举名震诗坛。
　　重阳节是古代文人雅士聚会宴享、登高游玩之日，它激发了文士们的灵思，留下了许多令人心神激荡的诗篇。在这方面最负盛名而脍炙人口的作品算是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作者在这首诗中，把异乡游子在重阳佳节怀乡思亲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反映了古人渴望节日合家团圆的一片至诚。
　　在王勃得意之日、王维思乡之时，唐王朝宫中则是另一番欢宴情景。重阳节，唐代帝王都要登高宴会，词臣赋诗，竞比才华。
　　《景龙文馆记》云，景龙三年（709年），唐中宗在慈恩寺登大雁塔，群臣献菊花酒祝寿。而《唐诗纪事》亦云，景龙三年九月九日，唐中宗李显幸临渭亭登高，让每人同题四韵五言诗一首，先成者赏，后成者罚。结果韦安石、苏环诗先写成，卢怀慎最后写成被罚酒三杯。韦安石这天以《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枝字》为题所作应制诗写道：
　　重九开秋节，得一动哀仪。
　　金风飘菊蕊，玉露泣英枝。
　　容览八然外，天文七唯披。
　　临深应在即，居高岂忘危。
　　韦安石这首应制诗虽然作得快，但意境却十分一般，唯有最后一句一语双关，含意深长。不过那天应制诗作均文采平平，所以这一首就算佼佼者了。大约从此以后，每逢重阳节，皇室显贵们游幸登高、曲江欢宴赋诗几乎成为定制。唐德宗、唐穆宗和唐宣宗都曾在重阳节大宴群臣于曲江池，臣僚们吟诗弄词自不必言。史载，宣宗重阳节宴群臣时，恰遇收复河北大捷，因此，他高兴得即席赋诗：“款塞旋征骑，和戎委庙贤。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边。”臣下纷纷应制和诗，当时魏承相的和诗最为出色，写道：
　　“四方无事去，哀豫抄秋来。八方寒光起，千山霏色开！”唐宣宗览后大喜，“嘉赏久之”，魏垂相也受宠若惊，舞蹈拜谢。但遗憾的是，当时的唐王朝局势已病人膏育，藩镇割据，危机四伏，并不像诗中所称颂的“四方无事去”，实质上是多事之秋，唐王朝大厦摇摇欲坠，又面临着即将到来的黄巢农民大起义的骤风暴雨的冲击。

野宴

　　重阳野宴始于何时，不得而知，据《荆楚岁时记》说：魏晋南北朝时，“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宴饮”。隋人杜公瞻注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任一风俗都不是突兀地出现的，而是前代文化、风俗传统的产物，唐时九九重阳节的野宴，无疑传承自先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