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虽由临济宗僧明庵荣西由宋带回,但抹茶道却为日本文化深刻之映现,深深有别于中国茶艺。这别,从形貌到内在,从器物到美学,从文化角色到生命境界,在在不同。而所以如此,则因日本茶道之落点在修行,中国茶艺之作用在生活。
国人谈日本文化,向喜从它诸事皆以中国为师说起,而在保留中国唐宋古风上,日本之于中国亦多有“礼失而求诸野”之处,以是,对日人民族性于外来文化之迎拒乃至接受后之本土化历程乃常忽略。由此谈中日文化之比较与借鉴,自不免偏颇。
日本对中国文化之迎拒,古琴是明显例子。唐时虽胡乐兴盛,琴仍长足发展,宋时更因汉本土文化复兴而管领风骚,明季琴书大量印行,琴派繁衍,而此三时代,日本接受中国大量影响,却独不见严格意义下唯一的文人乐器古琴在日本扎根,仅明末清初永福寺东皋心越所传“东皋琴派”以寥寥之姿寂寞传承,可见日人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原自有它文化主体的选择在。
这主体选择,迎拒外,更需注意的,是因应自身需要的本土化作为,以此,日本许多事物虽都自外引入,却又深具日本特质,而茶道则为其中之大者。
“茶禅一味”是茶文化中人人朗朗上口的标举,但它其实并不见于卷帙浩繁的中国禅籍,而系出自《碧岩录》作者圜悟克勤东流日本的墨宝拈提,但就这一墨宝拈提,却开启并引导了日本近千年的茶道轨迹。
直言之,日本茶道由禅而启,自来就是禅文化的一环。而禅,宋时以临济、曹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