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茶树种植和制茶历史要追溯到唐宋时期。制茶工艺流程沿袭传统方法。民间曾流行喝花茶,并出现茶客自制花茶现象。民国期间,其茶馆数量曾一度超过以休闲闻名的成都。
巴渝花茶闻名遐迩
重庆种植茶树和制茶的历史悠久,唐、宋年间,茶叶、烟叶等经济作物已在本埠普遍种植。宋熙宁十年(1077年)合川的水南茶就与峨眉的白芽茶、雅安的蒙顶茶齐名。
元代末期,明玉珍割据重庆,建立大夏政权。其儿子明升继承帝位,用烘焙法熏制以大足县香菲亭海棠花、武隆县雪锦茶为辅料的花茶,闻名遐迩。明代人孔迩在《云蕉馆纪谈》中记载道:“(明)升在重庆,取涪江青嘛石为茶磨,令宫人以武隆雪锦茶碾之,焙以大足县香菲亭海棠花,味倍于常。” 这就告诉我们,至少在元末,巴渝之地花茶已见流行。
花茶尚未商品化之前,嗜茶成瘾的茶客往往自己动手薰制。如明代书画家徐渭,撰文泼墨之余自制花茶。他的方法是,“取梅、兰、桂、菊、茉莉、玫瑰、蔷薇之属,杂入茗中,盛锡瓶内,隔水煮之,一沸即起”。从明朝中叶起,巴渝地区的茶叶开始销往长江中下游,并出口国外。
到了清代,重庆人喜用兰惠、茉莉、玫瑰自己制作花茶。老前辈用生石灰一块,研碎放在瓷坛底,上面铺两层竹纸,将采下的花朵摊在竹纸上,然后封口。石灰能将花中的水分吸干,易于存放且香味不减。喝茶时,将花与茶叶放在盏内一块冲饮。
提到种植茶树,《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香茗即烘焙之茶。这是文献关于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载,足证焙茶之法始创于巴渝。早在巴国时期,茶叶已成为巴王征收的纳贡之物。
重庆茶业迅猛发展
1940年,迁渝的中国茶叶公司垄断了全国茶叶产销,处于鼎盛期。内战爆发至解放前夕,制茶业萎缩。解放后,国家投资兴建了一批茶厂,茶叶生产和制茶业迅猛发展。
1951年,重庆茶厂建成投产,产品有红茶、绿茶、花茶、沱茶、普洱茶、边销康砖茶等。1952年,在永川建成新胜茶场,主打产品精制红碎茶,采用云南大叶茶和本地鲜叶为原料,茶汤红艳,滋味鲜爽。精制绿茶色泽绿润,香气清高。精制边茶砖端正完整,深受少数民族喜爱。
之后,江津外贸花生茶叶厂、巴县二圣茶厂、綦江县茶叶公司茶厂、巴县羊鹿乡红茶厂、新发联合茶厂、华蓥茶厂、西山茶场、九锅菁茶场、巴岳茶场、青峰茶场等陆续建成,80年代年产量已达9000多吨,超过旧中国全国茶叶产量。荣昌是茶叶原料生产基地,居全市之首。
重庆直辖以来,万州、涪陵、黔江地区的茶厂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形成了专业化、区域化、商品生产化。毛峰、银芽、碧萝春、珠兰花茶等品种脱颖而出,争春斗艳。但凡去区县作客,主人家送的土特产,少不得有当地的茶叶。
本埠制茶业沿用传统方法,其工艺流程大致为:鲜叶摊青、杀青、揉捻、干燥、烘培、筛选、复香、成品。紧压茶采用“炊蒸压篓法”制成,并不是传说中的茶工用屁股坐在上面挤压而成的。其程序是将毛茶分筛,挑拣、拼配后进行炊蒸,然后置茶篓中压实,让其自然发酵而成。有名的“峨嵋牌”沱茶,以及销往边远地区的“民族团结牌”砖茶,就是紧压茶系列。精制红碎茶是重庆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属于红茶系列,至少要经过六道工序:选料、萎凋、揉切、发酵、干燥、精制。
茶馆遍及茶香诱人
重庆制茶业的发达,离不开茶客的拥趸。
重庆人爱喝茶,民间流行的谚语道:“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把茶和油盐柴米相提并论。重庆茶馆遍布大街小巷,据1947年3月《新民报》统计多达2659家,平均每条街巷有8家茶馆,一时超过了以休闲闻名的成都。
重庆老茶馆卖的茶主要是花茶、沱茶两大类,绿茶、红茶是抗战时因适应下江人口味而逐渐风行的。花茶被称为“香片”,以成都茉莉花茶为主,珠兰花、栀子花和玉兰花茶等,则常备而未用或很少用。沱茶主要是云南下关、昭通一带所产。重庆人偏爱沱茶,只因它茶性温热,尽可开怀畅饮也不至于受“起夜”之苦也。沱茶另一特点是经得泡,下午晚上还可以接着喝,汤色依旧酽然。至于价格昂贵的龙井、大红袍、铁观音、蔷薇等品种,只有极少数的大中型茶馆才备有。春天本地茶叶上市,茶馆要写出“春茶上市”的红字条,提醒老茶客惠顾。
本埠早年的老茶客,早上起来头不梳脸不洗,便直奔茶馆泡茶,喝过一两开,才将就老虎灶的热水洗脸,招呼门外的小贩送烧饼、油条来当早餐。瘾大的茶客,嫌店中茶叶份量少,自带一撮来冲泡,于是大半碗都是茶叶,茶水只冒出拇指高。“***”物资匮乏,买茶叶也要凭票,每月的定量喝完了怎么办?有办法。那就是将泡过的茶叶积攒起来,晾干待用,缺货时便拿它顶缸。善哉善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