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这个令人醒目的色彩，在中国的文化价值里，具有开始、新生、喜庆的意涵，当红色的色彩和普洱发生关联，便不只是“红色+普洱茶=红色的普洱茶”如此单纯的结果，因为中间还加入了历史回忆和人文价值的中介变数，红色的普洱茶就变成令所有普洱茶人魂牵梦萦的“红印圆茶”。毕竟，红印不只是当前普洱茶国营厂茶品系中的翘楚，也代表了国营厂介入云南茶叶生产的良好开端—红色包装的第一批茶品。佛海茶厂创办人范和钧先生和张石城先生历尽艰难，两年建厂，终于一九四二年正式运转生产，(红印圆茶)宛若是吉祥的开端—中国人的红包;亦或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批茶品—代表红色江山生生不息。无论红印圆茶是40年代或50年代的产品，都是具有难以抹灭的历史价值与人文回忆的陈年普洱茶品。
红印圆茶，是所有普洱茶人熟悉又陌生的茶品，熟悉的是它曾广泛的流通于市场，陌生的是它的年代久远，生产时期可能是由一九四二至一九五八年试制侨销圆茶止，历经了十多年战乱，停产及政权的交替。
其中生产风格、环境及市场的变化，也为红印圆茶在年份、配茶及辨视的课题上，投入了丰富的元素。
因此在讨论红印圆茶的市场特性、产品的分类、年份与配茶区别之前，我们先对红印圆茶的名称来源与形制包装特点分两方面探讨：
名称的来源
红印名称的形成起源于市场的称谓，即红色包装茶品的简述，与当初生产单位的名称并无关连。主要是由于其外部包装醒目的大红包印刷，令人有喜庆与吉祥的观感，故红印之名不胫而走，红印圆茶一直都是先用勐腊最好的茶菁制作，而在勐海一带的茶菁，则是做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圆茶，即可知红印名称的形成，主要受包装特色的影响而形成。
包装形制
1、所有的红印圆茶均采用单一红色的字版作为包装的印刷风格。
2、包装用纸均采用手工棉纸及长纤维纸(纤维较丰富)及手工硃砂拓版印刷。
3、字版为纯中文繁体字字样，无中英对照。
4、使用之内飞均为纯八中标志内飞与后期七子饼产品均有标示生产单位的内飞不同。
5、除甲级红印印有甲级字样及贴纸外长正版外，所有红印圆茶印装、颜色字样均相同。
6、所有红印均使用纯竹制磬包装。
所以，红印圆茶除了包装风格相同之外，基本上在年份、配茶品饮、印刷风格及市场特性是具有可鉴别性的，下列我们先将上述各点一一详述，但在探讨之前我们先对红印的种类作一全面性的简介及图示。即甲级红印圆茶、无纸软竹磬红印圆茶等五大类茶品。
红印年份的探讨
红印圆茶年份的探讨是存在两种观点的，但由于年代久远故本人将其分别陈述以供读者参考，两种观点对年份的推断相差十年，故是需要详细的讨论并保持一定的弹性，再加上红印在市场已流通数十年，市场早有定论，尤其以昔年香港酒楼老板及普洱茶茶经纪的说法亦可为参照，基本上有两种观点可以讨论，我们行来谈谈流传在市场已久的第一种说法。
年份说法一
这种说法基本上依据《范和钧回忆录》的记载：于1940年开始建厂，历时约两年，采用新式的机械生产方式，并鼓励茶农自产自销为其代工，尤以藏销紧茶为多，实验茶厂至1942年生产第一批产品，基本上佛海茶厂在生产条件上有几项不同于产中国勐海厂时代的特色可供参考：
一、生产是采用机械生产，产量必定较大，于新中国成立由唐庆阳先生接管之时，生产器械已遭盗卖，生产环境恶劣，反而不如佛海茶厂时代的生产环境，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佛海茶厂时代的产量可能远比想像来得大。
二、佛海茶厂时代，是与私人茶商争利的时代，不但有白勐惠先生创办的南糯山茶厂外，尚有私人商号生产，故在原料竞争上，范先生采用对茶农统一运销，取得原料的主导权，相对的为红印圆茶品质的稳定性提供了主要的证据，毕竟建厂第一批茶品，品质优良乃想当然尔的事，但其亦生产了许多绿茶及红茶，圆茶只是其中一部份的产品。
三、在佛海实验茶厂投入生产之前，亦对私人茶商收购紧茶及圆茶，故虽然至1941年佛海茶厂方正式设入生产，但1940年佛海茶厂亦有对外销售茶品，运用的正是代工的方式，其后此种收购成品，再由佛海厂销售以补产量不足的策略，便一再的运用，故如果红印是佛海茶厂时代便已生产的话，其年份可推前二年是可想而知的。(根据文献《佛海茶庄发展史略》1940年，佛海实验茶厂，抛出大量资金高价收购已加二紧茶三万五千多担及圆茶七千多担创佛海最高产量)。
如果红印是生产在佛海茶厂时代，则生产的红印圆茶年份较早期的产品，即为甲级红印及早期红印(大字红印)，基本上甲级红印分前期及后期，而早期红印则制作时间较长，配茶风格变化亦大，可知昔年生产环境不稳定所影响，而甲级红印据香港老茶楼老板的说法，此乃当年要求依据蓝宋聘号(陈期七十五年)配方所订制的茶品，故配茶风格较为稳定，采用“加重萌芽”的作法，故茶性远比一般红印刚烈，兰香较强且韵味丰富，依据艉品饮蓝标宋聘的经验来看，风格十分接近，但甲级红印的茶韵却更为刚烈。
故早期红印圆茶及甲级红印圆茶在年份上的推断约为1940至1950年(其中尚需扣一九四二至四四年停产)且1947至1950年依据《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记载，受战争后百业萧条的影响，生产量大是十分低潮的，故推断大多数的早期红印为1940年至1947年左右的产品。年份的推断至此应该相去不远矣。
勐海茶厂时代(1951年至1957年)
1951年风庆茶厂的创始人，唐庆阳先生于同年为勐海茶厂正式复产，基本上复产的原因不外有二：
一、紧茶的供应对西藏民具有必要性，基于此等考量，边销茶品为工作重点，其后共和国政府甚至对边销之价格进行控制并补贴运费等措施，由此可知藏销紧茶除了是藏民之必须品外尚有联系藏民情感的重要作用。
二、普洱茶在云南便为主要之经济农业，且亦为提升农民生活素质的方式，亦为战后恢复民生工作之一，同时，香港向有大量之需求并可向陈欧及苏联进行互惠的贸易，故恢复展生及维持销藏是复产之主因，外销与否，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未有急迫的正当性。我听说在香港早期的茶楼老板之间有左派右派之争，据说在50年代只有左派的老板能买到茶品，亦可为上述论点提供参照。
此时的勐海茶厂，经营的结构、环境与佛海茶厂时代有明显的不同，我们可以分点细述：
一、生产型态，已经转为计划经济，由省茶司统筹茶菁的生产，及各省之间的成品及原料之调拨，销售由省茶司统筹，生产则由各茶厂负责，产销由此分立。
二、由于战乱的因素，生产的机器设备均遭盗卖殆尽，故生产方式由机械生产转为人工生产，产量下降是想见的结果。
三、由于生产量下降的因素，故复产初期的产品有一部份采用成品收购的方式，委由民间代工，故在一九五六年之前，虽然是建国初期，私人商号仍然与国营厂并立，主要还是受到生产量不足的影响并藏销茶的紧茶是稳定西藏的重要政策，我想这也是私人商号会在社会主义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尚能存在一般时期的主要因素。
由于上述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前期红印及后期红印，其应该是勐海茶厂时代的产品，并且由于有代工的因素，配方并不稳定，但由于制作上采用人工的因素，故在品质上并不逊于早期红印，在今日红印数量近乎稀有的市场来说早期与后期红印销售上是无法细分的，只要仓储状况良好，茶品的真实性无误，相信无论是早期红印、后期红印均是令人激赏的茶品。
年份说法二
另外一种看法则是认为，红印圆茶采用的印刷字版为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是自一九五O年后方有的称谓，之前在范和均时代使用的名称为“中茶贸易公司”，所以认为红印茶系的产品均为五O年代后之产品，其红色的包装风格亦代表红色的新中国生生不息的意义，且八中标志的登记始于五O年代，故认为红印茶系皆始于五O年后，我个人认为此种说法亦有几点看法可供同好参考。
一、勐海茶厂时代与勐海茶厂时代，并非同一个体系的承袭，在政权上代表了国民党的败退及新中国的诞生，而佛海茶厂亦由唐庆阳先生(凤庆茶厂)另行由宜良茶厂及其他茶厂调配技术人员前往复产，(取自进出口公司志)故可知其与范和钧时代并未有取袭性，并且其接收的茶厂应为南糯山茶厂即白孟愚先生的茶厂，并非佛海茶厂，因为设备多已流失。故资料是否延续大有疑问，八中标志自五O年始，乃是新中国成立之故，若之前未有政权交替则应是无可挑战的说法，但在佛海茶厂那个战事交锋的年代，自一九四二年便已停工，一九四八年有小量复产且由谁复产已未可知的混乱年代，是否已有八中标志便用并在五O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始沿用并登记亦未可知，但亦仍须许多资料作证方可有定论，至少此亦为可以讨论的观点。
二、一九四二年佛海茶厂停工之后，在撤退之前将许多原料成品存于堡山，且由于战乱之故，云南茶叶几近停摆，许多私人商号应有些许成品及原料囤积，故亦有可能在一九五O年复产之后，用库存老料压制，而包装则为红色字样代表红色江山新气象的红印包装。关于此点我亦与周渝先生日前茶叙中提及，并持相同的看法，我亦提出了一项佐证即为：红印圆茶及红印铁饼并非单一年份的产品，包装风格亦有不同，且大字红钱印(含甲级红印)与小字红印在年份的差异，在品饮上颇有不同世代的年份差异，并非细微的差异，此在台港的市场早已是共识，且价格亦不相同，故此种推论亦属可以被认同的说法，况且动不动就夸口说今年生产的产品是运用数年的库存茶料压制的说法，时至今日亦颇为盛行，故在当年战乱的情形下是合理的推论。
所以无论红印茶系是始于佛海茶厂时代或勐海茶厂时代，均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产品，且年份亦有可能早于五O年代，但不论如何，两种说法相差的年份并不大(只有几年)，并不会改变红印圆茶系的市场地位，毕竟老茶除了包装辨识外，尚可由品饮中清楚的体认，如此品质惊人与茶韵丰富的红印茶系产品，有今日的高价，绝非侥幸，同时亦反映了供需的不平衡(数量稀少)及市场的高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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