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史话

一、历史悠久

名山出名茶，名茶耀名山。武夷山与武夷茶双绝人寰，著称于世。

武夷山何时有茶？据当代茶叶专家陈椽等考证，我国茶叶在二世纪时由西南向东南传播，不久武夷山就有茶了。武夷岩茶最早被人称颂，可追溯到南朝时期（公元479～502年），而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之于唐朝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孙樵写的《送茶与焦刑部书》（见《崇安县志》第19卷）。孙樵在赠送武夷岩茶给达官显贵的一封信札中写道：“晚甘侯十五人，遣侍斋阁。此徒皆乘雷而摘，拜水而和。盖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用之！”孙樵在这封信中，把出产在“建阳丹山碧水之乡”的茶，用拟人化的笔法，美称为“晚甘侯”。“晚甘”，甘香浓馥，美味无穷之意。“侯”，乃尊称。“碧水丹山”是南朝作家江淹对武夷山的赞语。当时崇安县尚未建置，武夷山属于建阳县，故信中称“建阳丹山碧水”。因此说孙樵所送的茶乃武夷山所产。从此，“晚甘侯”遂成为武夷岩茶最早的茶名。清朝闽北人蒋蘅写的《晚甘侯传》一文中，更是通篇以拟人化的笔法，酣畅淋漓地为武夷岩茶写传。他写道：“晚甘侯，甘氏如荠，字森伯，闽之建溪人也。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奥。甘氏聚族其间，率皆茹露饮泉，倚岩据壁，独得山水灵异，气性森严，芳洁迥出尘表……大约森伯之为人，见若面目严冷，实则和而且正；始若苦口难茹，久则淡而弥旨，君子人也。”该传沿用了前人对武夷岩茶的美称——“晚甘侯”，以拟人化的笔法记述了它的姓名和表字：姓甘，名如荠，字森伯。作者巧妙地用了《诗经》中的典故，予武夷岩茶以姓名：甘如荠。《诗经·邶风·谷风》云：“谁谓茶苦？其甘如荠！”《晚甘侯》作者匠心独具，为甘甜美味的武夷岩茶取了出典于《诗经》的尊姓大名，令人解颐生津。传中还把武夷岩茶的“茶品”拟人化为“人品”，赞之曰：“君子人也！”足以与周敦颐称莲花为“花之君子”相媲美。

唐代诗人徐夤有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草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腊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见《中国古代茶诗选》），诗人不但高度评价武夷茶，而且说明武夷茶从研膏转为腊片，且印有飞鹊等装饰图案。值得提及的是，中国第一茶圣陆羽在晚年慕名来到武夷山，写有《武夷山记》，对武夷君的神话传说，表示兴趣，遂记之。虽然此记已佚，但是从其他的书、志的注释中，尚能见到片言段语。该记当是陆羽在晚年蛰居江西上饶时所撰，于《茶经》的成书之后若干年，因此也是《茶经》上未见武夷茶记载的原因之一。为此肯定武夷茶在唐代已有之，且名度很高，深得文人赞赏，引得垂将老矣的陆羽慕名而来。

自唐代孙樵称武夷茶为“晚甘侯”后，历代多有讴歌其者。宋朝陶谷著《荈茗录》写道：“汤悦有森伯颂，盖茶也，方饮而森烈严乎齿牙；既久，四肢森然，二义一名，非熟夫汤瓯境界者，谁能目之。”森伯既是超群的好茶，而要能体会森伯的佳妙之处，非熟练的评茶者莫属。那么，谁是“森伯”的知遇者呢？《晚甘侯传》云：“森伯之祖，尝与王肃善。”于是，王肃可以肯定是早期与武夷岩茶（森伯之祖）神交的一位雅士了。宋朝叶清臣在《述煮茶小品》中也说：“王肃癖于茗饮，”这也说明他算得上一位精于品茶的人。南北朝时期，王肃的父亲王奂在南齐任尚书右仆射（中书郎，宰相的助手），很可能得到进贡的武夷岩茶礼品。因此，当代著名茶叶专家陈椽据此论证：武夷茶约在距今1500年前的南朝时已初具名度。而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写的一篇散文《叶嘉传》，也是以拟人化手法记述武夷岩茶的一篇佳作。文章把茶树这种嘉木誉为“叶嘉”，意为“茶叶嘉美”。苏轼为之立传，并在传中曰：“上（汉帝）惊，敕建安太守召嘉，给传，遣诣京师”。从《叶嘉传》里，我们又可以推测说武夷茶早在约二千年前的汉朝就可能有之，但由于这篇散文略带虚构成份，且有唐代陆羽（733－804）《茶经》在汉帝之前之误，所以不宜作为信史。至于武夷岩茶早在何时问世？不妨当作“武夷岩茶之谜”，让今人去考证。在未有确实答案之前，权以范仲淹的诗句：“武夷仙人从古栽”作为浪漫的“定论”吧！

二、鼎盛时期

北宋太平兴国初年，朝廷特置龙凤模印，遣使到建州，监造团茶以别一般的庶饮，龙团凤饼从此诞生。当然也包括产于碧水丹山的武夷奇茗。由于当时崇安尚未建县，而建州的州治建安县已为人们所熟知，所以龙凤团茶也称为北苑茶。北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崇安县正式建县，武夷山逐步走向兴盛，文人墨客，达官显宦，释家羽士纷至沓来，名声日高，武夷渐脱“北苑”之统称而独步傲立于茶坛，加之诗人的吟咏，武夷岩茶的名气大盛。民国《崇安县新志》载：“宋时范仲淹、欧阳修、梅圣俞、苏轼、蔡襄、丁谓、剂子翚、朱熹等从而张之，武夷茶遂驰名天下。”苏轼在咏茶诗中写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由此说明武夷岩茶已经脱颖而出，崛起于岩壑之间，为名家所津津乐道，并开始步入皇家宫室，享誉于朝廷。与此同时，武夷名丛如铁罗汉、坠柳条也开始形成。清朝学者郭伯苍在《闽产录异》中曾记述：清时山中仍有这两种名丛，皆为宋朝留存下来的茶树，“各仅有一棵，年产少许，为无价宝。”

宋朝南渡以后，来武夷山游览、讲学、隐居者日增，武夷山极为兴盛。儒家羽士、文人墨客，荟萃山中，斗茶品茗，以茶论文，以文论道，极一时之盛，茶事因之兴旺。著名诗人陆游到此赞曰：“建溪官茶天下绝”。（按，建溪起源于武夷山，流经崇安、建阳至建瓯。建溪泛指该三县。）从这诗里，足证武夷茶新军突起，已与北苑茶同负盛名。朱熹在隐屏峰下构筑精舍，著书立说，授经讲学，聚友品茗，可谓是山中大隐者，颇具雅兴，他利用九曲溪上的一块有罅隙的天然石头当做茶灶，以倡导茶事，并咏诗曰：“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传说隐屏峰下，旧有朱熹手植茶一株，因山僧不堪县官铢求，潜以沸汤浇之遂枯的故事。有清人诗句为证：“县官不解修祠祀，但索文公手植茶。”朱熹在寓居武夷山之时，还亲自携篓去茶园采茶，以此为乐事，并以《茶坂》为题赋诗曰：“携籯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心寒，跏趺谢衾影。”八仙之一的吕洞宾的游武夷诗也咏及武夷茶：“所将白石与青精，漫燃龙竹闲烹煮。武夷之山秀且高，参元堪把死生逃。”（见《武夷山志》22卷）青精指武夷茶，这位云游道士对武夷山水、茶叶注满情感。“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这是武夷著名道士白玉蟾的《水调歌头·咏茶》中词句，茶如灵丹，清人脾胃。

近年，武夷山市志办方留章先生，收到来自蜀省万源县友人惠寄的信札、资料等，言及于1988年在该县石窝乡古社坪村，发现一方完整的石刻，记载着北宋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王雅父子从福建武夷山移植茶苗于本地种植的始未。碑云“……时在元符二载，月应夹钟，当万卉萌芽之盛，阳和煦气已发。前氏府君王雅与令男王敏，得建溪绿茗，于此种植……”。此碑中虽写的是“建溪绿茗”，但在此的前几十年，范仲淹诗已经说明“溪边之茶”乃“武夷仙人从古栽”，因此说其是武夷之茶，并不牵强。可见，由于武夷茶在当时享誉极高，名声远播，身价不凡，为国人迢迢而求之品。其青出于蓝，返回巴蜀，荣归故里，理所当然。

凡此说明在宋代脱颖而出、崛起于碧水丹山的武夷茶，与武夷名山同映辉煌，为名家所津津乐道，并开始跻身于皇家宫廷，享誉于朝野，与当时全国兴起的品茶、斗茶、分茶之风尚和合共鸣，集一时之盛，享非凡之誉，乃武夷岩茶千古流芳之缘也。

三、朝贡珍品

宋时，由于地方官员的争宠，武夷岩茶名声日高，已悄然进入京都皇室，但真正列为贡御之品而生产制作的还在元、明两朝。

元朝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浙江省平章高兴路过武夷山，监制了“石乳”茶数斤入献皇宫，深得皇帝爱赏。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高兴又命令崇安县令亲自监制贡茶，“岁贡二十斤，采摘户凡八十。”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高兴的儿子高久住任邵武路总管之职，就近到武夷山督造贡茶。第二年即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他在武夷山九曲溪之第四曲溪畔的平坂之处创设了皇家焙茶局，称之为“御茶园”。从此，武夷岩茶正式成为献给朝廷的贡品，每年必须精工制成龙团饼，沿着驿站递送进入大都（今北京）。当时御茶园的建筑物巍峨、华丽，完全按照皇家的规格模式设计和构建。进了仁凤门，迎面就是拜发殿（亦名“第一春”殿），还有清神堂、思敬堂、焙芳堂、宴嘉亭、宜寂亭、浮光亭、碧云桥。又有通仙井，覆以龙亭，称之为通仙亭，“皆极丹陛之盛。”

御茶园设有场官、工员。场官主管岁贡之事。后来贡制扩大，采摘、制茶的农户增加到250户，采茶360斤，制龙团五千饼。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崇安县令张瑞本在御茶园的左右侧各建一场，悬挂“茶场”的大匾。元至顺二年（公元1332年），建宁总管在通仙井之畔建筑一个高五尺的高台，称为“喊山台”，山上还建造了喊山寺，供奉茶神。每年惊蛰之日，御茶园官吏偕县丞等一定要亲自登临喊山台，祭祀茶神。祭文曰：“惟神，默运化机，地钟和气，物产灵芽，先春特异，石乳流香，龙团佳味，贡于天下，万年无替！资尔神功，用申当祭。”祭毕，隶卒鸣金击鼓，鞭炮声响，红烛高烧，茶家拥集台下。同声高喊：“茶发芽！茶发芽！”响彻山谷，回音不绝。在回荡嘹亮的喊山声中，通仙井的井水慢慢上溢，甚为奇异。有人解释之当时已是惊蛰，地气温热，加之祭祀茶神时火熏热炙，地温增高，井水渐溢，这是可能发生的现象，“茶神享醴，井水上溢”之说无非增加一种神奇的色彩，并非迷信，无可厚非。茶农因称通仙井的井水为“呼来泉”。

武夷贡茶鼎盛于元朝。元亡明兴，贡茶制度仍沿袭前朝，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皇帝朱元璋诏令全国产茶之地按规定的每岁贡额送京，并诏颁福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