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绣与楚绣关系略论

    从地域文化的关系上,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的文化之源是楚绣,但我们从传统主流的刺绣文化传承中却难以找到依据。由于湘绣的一个重要文化根基是地域民间苗族刺绣,而苗绣在历史的传承和发展中表现出特定的稳定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因而研究苗族文化与楚文化、进而研究苗绣与楚绣的文化关系,从而梳理出湘绣的文化传承渠道,对于今天湘绣的发展和地方传统工艺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现实意义。

    一、现代苗族与楚人的文化关系

    楚人于春秋早期称雄于江汉,首先与“三苗”的遗裔、即所谓的“苗蛮”、“荆蛮”、“南蛮”进行了民族融合。司马迁在《史记》中论证了“三苗”与“荆楚”的渊源关系,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说楚国是“苗族的楚国”,著名楚史专家张正明认为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都是苗族的文化遗存。[1]楚国是在“三苗”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虽然兼并的国家很多,融合的民族亦众。但核心主体与“三苗”遗裔的所谓“荆蛮”、“南蛮”有关。从楚文化的特征,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使一部分楚人被汉化,一部分楚人(包括原来的苗蛮)被迫南迁或避入山区荒芜之地,秦汉时期的黔中蛮或武陵蛮就包含有苗族先民。

    现今湘西的沅江流域、鄂西清江流域、黔东南清水江流域至今仍是苗族的聚集地。

    苗族先民在隋朝时被称为“蛮左”,《隋书·地理志》在记述南郡、江夏郡时说这些郡内“多杂蛮左”。宋时出现了与历史上的“三苗”和我们今天苗族名称直接有关的“苗”的称呼,如朱辅《蛮溪丛笑》序言中,说五溪蛮中有苗、瑶、僚、僮、仡佬五个族群。明清时期,统治者对苗区实行“改土归流”,促使了汉文化与苗族文化的融合。但有些苗族地区,如湘西的腊尔山区、黔东南雷公山区和古州山区,仍处于“无君长,不相统属”的状态,社会发展仍处于农村公社末期。

    目前未被汉化的所谓“生苗”地区已经很少,但在一些偏远的苗族山寨,其生态依然保持着浓烈的古老文化的传承特色。即使在现今与汉文化全面融合的苗族聚集地区,在传统节日里,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苗族古老地域文化传统、特别是楚文化传统的文化生态。

    《楚辞·大招》记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的楚人化妆之术。现今黔东南的凯里、黄平、施秉等地的苗族妇女,仍盛行一年四季用“打胭脂粉”的方法来涂粉描眉。今苗族仍盛行以掺假发椎髻打扮(图1);这种以长发假发挽髻作为女性特殊装饰的传统发型,则与《淮南子·齐俗训》讲苗族先民“三苗髻首”,即用麻与头发掺合盘头而为“椎髻”有历史渊源关系。

    从江陵雨台山楚墓和荆州熊家冢楚墓出土的大量服装佩饰来看,楚人穿衣有戴佩饰习惯。“如果说楚人的配饰以玉佩为主为贵,那么,近代苗族则以银饰为最为美,兼以海吧、铜铨、钖片、锑片、薏苡、玉珠、玉磷片、木牛角梳、篾箩等为饰。”[2]楚人以玉佩为主为贵,是因为当时有以“凤”和“玉”比德的文化传统。近现代苗族以银饰为最为美,是因为古代苗族多次迁徙,将财富化为服饰,不仅随身携带方便,而且也迎合了民族尚美的传统。

    楚人尚武好斗,楚国艺术表现争斗题材的例子不乏枚举。楚国的首服有一种著名的形制叫“鹖冠”,即以鹖鸟羽毛为饰的帽子。鹖鸟生性好斗,有“斗死不却”的美名,以鹖羽为饰,取勇猛不屈之意,很符合楚人的好尚。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苗族男子“未娶者以金羽插髻”,当与楚人以鹖羽为饰的审美理念相同。现今“贵州六枝、水城一带的“小花苗”的雉尾羽冠,以及黔东南、湘西苗族由羽冠演化而来的银凤冠(冠上镂刻有生动的凤凰或雉或孔雀)。楚人和今苗族都盛行鸟崇拜,头戴的冠无疑有着源自内心确定性的崇鸟意识和价值指向。

    现代苗族在文化生态的许多方面与楚人有着习俗的相同和相似之处,杨鹊国在《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比较研究》中还谈到了两者服装的形制、制作方法、服装质地和纹饰之间的文化联系。不仅是服饰,其他方面也能看到苗族与楚人的文化关系。例如有关“稻田养鱼”,“稻田养鱼的传统在现代的苗族中还在延续。……楚人‘饭稻羹鱼’的饮食习惯与稻田养鱼的生产经营方式密切相关,苗族稻田养鱼是对楚国传统养鱼方式的继承。”[3]

    二、苗绣与楚绣

    现代苗族的服饰,在其社会文化、情感表达和历史传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其历史文化直观的表现形式和有形载体,同时也表现了其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及与楚国服饰的文化联系。

    楚国是在“三苗”故地建立起来的国家,历史文献记载“三苗”好“鸟章卉服”。楚人的主体是“三苗”的遗裔“苗蛮”、“荆蛮”和“南蛮”,因此楚人也好“华彩服装”。“建雄虹之彩旄兮,五色杂而炫耀”,[4]说明楚国的刺绣在“苗蛮”刺绣文化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后汉书·南蛮传》称我国西南地区的“苗蛮”在西汉时期的服饰仍是“衣裳斑斓”,“椎髻斑衣”。到东汉时,根据应邵《风俗通》的记载,“苗蛮”仍是“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隋书·地理志》也记载了隋代的“苗蛮”服章“多以斑布为饰。”宋代的《宋史·蛮夷传上》、明代郭子章的《黔记》,都有“苗蛮”“衣服斑斓”的记载。清代乾隆初年《永顺府志》(卷一)记载:“苗民……惟喜彩衣,能织纫,有苗巾,苗锦之属。”《湖南通志》(卷四十九)也说苗民衣服以“绣花卉为饰”。由此可见,各个历史时期的苗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爱五彩绣衣。

    现代的苗族刺绣艺术,在很多方面仍然承传了楚国刺绣艺术的特点。例如,楚国刺绣纹样的“万物同一”的复合构成方式,在现今苗族刺绣造型中体现为“嫁接”和“打散构成”,运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再如,苗族刺绣的主题喜用龙、凤,构图讲究对称布局、特别是用花纹组成菱形图案,都能在楚国刺绣艺术中找到传承的样本。苗族刺绣还非常讲究动植物造型的运动感和布局的节奏感,这些也都是楚国刺绣艺术特色的翻版。“以长沙出土的战国时期丝带子上织的彩色几何花纹,对照现今苗族妇女刺绣中的花纹图案,类似或相同的有几十种。在针法上,苗族刺绣中的‘锁绣’、‘辫绣’、‘打籽绣’与战国楚墓中刺绣的‘辫绣’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单针辫子股’以及湖北省马山一号楚墓刺绣针法‘锁绣’如出一辙。”[5]

    即使现今条件允许,但是苗族刺绣大尺寸的绣品仍然用小绣品拼缝的方式,这与湖北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由十二块拼缝方式所做的龙凤绣衾手法一致。楚国艺术的主体色彩是“黑底朱彩”,而苗族服装传统习惯是在黑色底料上挑绣五色花纹,无论衣袖、围裙、裤边,还是头帕、鞋面、童帽,都几乎兴以黑色作衬底,在黑底上绣出红花绿草、青龙黄雀,色彩对比强烈,并注重在强烈的对比之中取得一种色彩美的协调,造成一种既古朴又绚丽明艳的效果,与楚、汉刺绣艺术梦幻般的色彩相近(图2)。

    总之,综观苗族刺绣艺术,“造型奇特、神秘诡谲,充满无拘无束的想象。它纹饰飞扬流动,色彩艳丽丰富,对比强烈而又整体和谐,具有典型浓郁古朴的艺术特色,……与楚时艺术中的礼器、漆器、帛画、服饰刺绣等则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由此可见,楚、汉刺绣对苗族刺绣的影响。”[6]

    三、结语

    从文化结构来看,现代民间苗绣与楚绣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内容。从历史流变上看,楚绣对苗绣的影响是内因承续型的,现代古楚地的苗族文化、特别是交通闭塞未经“汉化”的所谓“生苗”地区的文化几乎就是楚文化的延续。研究两者的关系,这就为我们研究地域传统手工艺、特别是已经经过现代改造的地域传统手工艺文化找到了一条清晰的历史传承脉络。当各地区的手工艺文化被进化论式的所谓“现代性”搞得同质化而显现出内在气质的孱弱时,回归民族传统,择取地域传统手工艺文化的精华,就是各地区现代手工艺文化从单调枯涸的状态中解脱而走向富于生气的多元化和特色发展的可行之路和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张正明.楚史[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53.

    [2]杨鹊国.苗族服饰与楚国服饰比较研究[J].贵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

    [3]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13.

    [4]黄寿祺等.楚辞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27.

    [5][6]田鲁.艺苑奇葩——苗族刺绣艺术解读[M].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