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旅游场域中民族服饰功能之变迁——以苗族服饰为例

    苗族服饰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2006年就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历史之悠久、底蕴之深厚、类型之繁多、工艺之繁复、银饰之精美很早就引起关注。最早记述苗族服饰的典籍是《淮南子》,在《齐俗篇》中就有“三苗髽首”的记载。其后,《后汉书·南蛮传》、《搜神记》、《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南蛮传》和《方舆胜览》、《百苗图》等文献也都曾记述过苗族服饰。[1]依据苗族方言区,苗族服饰可划分为湘西型、黔东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和海南型五类21式;[2]依据苗族支系与服装风格,又划分为湘西型、清水江型、短裙型、月亮山型等14类77式。[3]服饰工艺方面,苗族服饰的刺绣、织锦、挑花、蜡染等技艺繁复多样、精美异常。苗族银饰更是其服饰中的一大亮点,做工讲究、品种多样。法国一家私立博物馆已收藏了180多套苗族服饰,纽约也曾举办过“中国少数民族服饰展”,展品包括非常齐全的贵州少数民族服饰上百套,其中一些甚至在国内都非常罕见。可见,苗族服饰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文物收藏价值正逐渐在国际上获得认可,这块民族文化瑰宝正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一、旅游场域中苗族服饰功能之“增量”

    瓦伦·L·史密斯认为,所谓“民族旅游,即以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来吸引游客的旅游”。[4]以生活方式为吸引物,使旅游地居民生活的整体无可避免地被转换为供游客观览的“景观”,游客的“凝视”(touristgaze)可能无时无处不在。[5]原本是东道主的居民,在旅游主客关系中也成为被游客关注的客体和“凝视”的对象,东道主身着的民族服饰成为构建民族旅游文化氛围不可或缺的视觉元素。在此过程中,民族服饰的功能开始悄然发生转变,一些过去没有的功能突生,表现为功能“增量”;一些原本具有的功能则消失或衰退,表现为功能“减量”。此功能的“一增一减”使民族服饰成为旅游中难以忽视的“因变量”,而其最重要的“自变量”影响因子无疑就是民族旅游的开展。以苗族服饰为例,旅游中民族服饰功能的“增量”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资源化。民族旅游中,景区内一切事物都可能被贴上民族文化的标签,民族事物“标签化“过程也是民族文化“资源化”的过程,是少数民族群体将自身的文化进行资本转化的过程。在旅游宣传中,这些“资源化”的民族事物是宣传的主打。贵州黔东南的旅游电视宣传短片,就是主打“民族文化”牌,场景中出现了西江千户苗寨的吊脚楼和身着苗族盛装的苗家女子。对苗族服饰的资源化利用在旅游开发中也随处可见,从迎客接待到歌舞表演,无一不有身着民族服装的东道主“在场”,在旅游“前台”营造着可观、可感、可触的民族文化氛围。只是穿着的方式已有所不同———是从过去的“为自己而穿”到现在的“为游客而穿”,从过去的“日常自然穿着”到现在的“有意识地利用”。

    符号化。与现代日常服饰不同,民族服饰除了呈现审美化外观外,还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意蕴。苗族服饰就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密码”。有人做过统计,仅苗族盛装就有100多种,可见苗族服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随着旅游兴起,少数几种服饰逐渐成为苗族服饰文化的“符号”,其他服饰类型则被悉数替代或忽略。黔东南地区的朗德上寨,原本属于“超短裙”苗,女子过去都是穿着短裙为主。现在,为配合歌舞表演和对外展示的需要,逐渐开始穿着西江式女盛装,这种头部装饰有牛角状的银帽、下身着长裙的服饰,与其过去的短裙装束截然不同。游客前来参观游览,看到朗德的苗族服饰是长裙,可能会认为这就是当地传统服装。用于旅游活动的一般都是盛装,也容易引发游客误认,以为那就是当地居民的日常服饰。

    媒介化。民族旅游中,民族服饰是东道主与游客之间非语言交往的主要媒介之一。款式或华丽或古朴的苗族服饰使游客在仅利用视觉感官的情况下,就能领略苗族文化的瑰丽多姿与苗族人民的勤劳智慧。位于贵州从江县的芭沙苗寨,号称“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其最为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男子的发式———头的周围都剃光,头顶上蓄留长发挽成一个椎髻,苗语称为“后棍”,外圈再挽上8条白底黑织纹花帕,身后再背一把长长的火枪,整体形象宛如古代武士、江湖侠客。曾有一位法国摄影师旅行到此,为芭沙男子拍摄了一张照片作为自己摄影专著的封面,照片取名为“活着的兵马俑”。[6]法语和苗语,在语言交流方面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是,通过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当地人将自身的文化颇为准确地传递给了千里之外远道而来的异文化的“他者”,“他者”也透过这种服饰语言感受到当地活态的民族民间文化,并完成了一次中西之间、异族之间较为成功的非语言跨文化交流。

    商品化。在消费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民族社区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在言必称“价值”、“效益”的时代,一些过去被人们珍视的东西也开始被“待价而沽”,成为可出售的商品。黔东南传统苗族服饰就在这股商品化大潮中流失严重,尤其是向海外流失严重,一些境外收购者以旅游者身份组团到苗族村寨大肆收购百年甚至千年苗族服装。[7]商品化也是当今旅游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和常态,为迎合游客日益强烈的文化消费需求,一些苗族服装、绣片、银饰等在经过机械化、标准化加工改造,逐渐被打造为地方旅游文化商品。史密斯指出,“在文化领域里进行权利分配往往会导致系统臆造文化系统,其目的是获得权利。”[8]基于获利而“臆造文化系统”,如今的民族旅游市场就不乏一些粗制滥造品和低劣仿制品,这些低质商品不仅不能帮助民族传统工艺复兴,反而会做坏旅游市场,破坏当地旅游形象,对于传承真正有价值的手工技艺和民族文化遗产也有害无益。

    工具化。麦克康奈尔曾指出“旅游是现代人的朝圣”(MacCannell,1976)。[9]他们“朝圣”的对象就是他者“真实的生活”、具有“差异性”魅力的异文化。民族旅游乡村的景区和社区是合二为一的,当地居民作为文化资源载体和旅游发展体系中的内生性变量,他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构建了旅游吸引要素。对于希望“不虚此行”的大众旅游者而言,搜寻并记录目的地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是旅游的乐趣和“任务”。旅游社区或居民通过对自身文化资源进行有意识的工具化利用和特色化展示,满足游客对旅游地的想象和期待,就能实现价值输出或价值兑现。在笔者曾走访的几个苗寨,旅游开发后,一些年长的民族成员无法参与旅游接待或表演等活动,当地就规定,年长者只要愿意穿上民族服装到旅游场地来(其职能是充当“活的背景”,参与建构旅游文化“景观”),就能参与一定的旅游收益分成。在此,民族服饰从一种原本的日常生活用具,变身为旅游场域中一种新的“生产工具”,穿着民族服饰也成为当地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舞台化。这是一个视觉至上的时代,“视觉性已成为文化的主导因素”。[10]大众旅游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视觉消费”,游客寻求的是视觉化的文化符号和符号化的旅游体验。旅游地则负责为游客搭建一座“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景观。麦克康奈尔(MacCannell,1973)指出,旅游中的真实是一种“舞台真实”,是为达到可观可赏的戏剧效果,事先对某种文化做相应的创造、增删添补、移植模仿等准备,从而使旅游者获得文化的舞台印象。苗族盛装是极其适合“舞台展示”的民族服饰,其款式的华丽大方、刺绣的精美细腻、银饰的夸张显眼,都能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如果说旅游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服饰“复兴”的话,那“复兴”的也只是与传统款式并不完全相同的“舞台化”盛装,许多便装则随着服饰现代化潮流和旅游利用价值有限逐渐趋于消失。这也说明,文化传统的传承中存在着一种选择性机制,经过这一机制,一些传统被保留,另一些传统则被淘汰。

    二、旅游场域中苗族服饰功能之“减量”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民族地区传统生活方式逐渐式微,传统民族服饰从居民日常生活领域“退场”,现代普通服饰“进场”,民族服饰经历了“汉化”的过程。然而,旅游开展后,作为当地重要文化资本和旅游资源的民族服饰之价值经过再发现和再确认,服饰再次经历了“民族化”的过程。“复兴”后的民族服饰看似回归居民日常生活,但其实这一日常生活已经是被旅游“再建构”的,一些原有的意义与功能逐渐佚失,表现为服饰功能的“减量”,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去魅化。苗族盛装的各种绣花、挑花、蜡染的图案中,浸透着各种神话传说,苗族一些支系服饰上纹饰、符号鲜明地反映了苗巫文化的信仰特色。如黔东南丹寨县苗族上衣符号化的神秘纹饰,既有傩戏挂纸特点,又有巫师画符的痕迹,就透露出古代苗巫文化的种种印迹,而每一个印迹都隐藏着一个生动的神话故事。[11]在苗族人看来,人是有灵魂的,且灵魂无处不在,甚至可存在于人的衣服里。一旦人生病了,可撕下一角衣物去问巫师,看是遭了什么恶鬼。[12]因此,苗族服饰是加入了信仰因素的、带有某种神秘感的“神圣的服饰”。

    现代旅游活动中,简单的手工工艺加上机器化缝制生成了所谓的现代“苗族服饰”,纹饰图案单一,款式也趋于雷同。还有一些服饰则加入了现代元素,如将过去没有的十字绣工艺加入服饰刺绣部分,采用新的面料如牛仔面料来制作裙子等。制作工序不再那般讲究,制作者也不再是怀着对祖先的追思和本民族历史的追忆来飞针走线。许多用来展示和表演的服装一般都是从外地批量化采购的纯机器化产品,过去需要一年甚至数年制作的服饰如今可能只需数十分钟就能完成。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失去了手工的“温度”,也不再具有制作者曾倾注的神圣感和敬畏感,“神圣的”民族服饰在旅游场域中加速了其世俗化的进程。

    去内涵化。不同于现代服饰款式的自由随意,苗族女性服装具有一个独特的特点———服装款式的稳定性。[14]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服装的缝制和穿着上,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更改。“母传女”的服饰传承模式保证了苗族女装的稳定性,也使得它能在苗族社会区分支系和区别婚姻集团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在旅游资源整合中,将不同地域、不同支系的苗族服饰整合进一个地方的表演活动已不鲜见,营造出了一种奇特的、不属于地方的“地方感”。黔东南朗德上寨旅游表演中,就整合了施洞、西江等地的苗族女装。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服饰的混乱会破坏苗族支系区分和“服饰不同不通婚”习俗形成的婚姻关系网络。被整合的民族服饰基本上被抽离了原有的“所指”意涵,仅保留“能指”的形式,即服装的颜色、式样、质地等。服饰原本的花鸟虫鱼皆有所指的“地方性知识”也并不是“肤浅”的大众旅游者主要关注的对象,民族服饰在游客眼中常常只意味着一系列“去所指化”的民族文化符号。关键是,游客的态度很可能会影响当地居民对本民族服饰的态度和理解,跟随游客的喜好和需求进行“去内涵化”的穿着与展示。有“意义”的民族服装成为旅游中“表演的服装”。穿着民族服饰也成为旅游结构中的行动者一种新的行动“策略”,一种具有目的合理性和预期价值收益的旅游社区参与行为。

    去情感化。苗族“母传女”服饰传承模式,不仅使传统技艺实现代际延续,母女之间的情感联系也得到加强。服饰凝结着上一辈人对后辈的关爱和期许,以及对孩子未来美好幸福生活的良好祝愿。一些精美珍贵的服饰,甚至传承几代人,成为家族女性成员间的情感纽带和家族绵延的物证。

    随着我国农村兴起“打工潮”,民族地区大量年轻女性脱离传统生活空间,去到陌生而新奇的大城市打工和生活,使得像苗族服饰制作技艺这样的传统手工艺和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村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那些重新出现的表演用民族服饰,大多数都已脱离手工制作的温热“土壤”,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图案、电脑绣花和“冰冷的”机器缝制。它们来自现代标准化生产线,是工业文明和技术理性的产物。无论是制作还是穿着,“现代”苗族服饰都不再是蕴含着苗族母女间血缘亲情记忆的物质载体,也再不是家庭成员间互相连结的情感纽带。

    去个性化。传统艺术作品充满了“灵韵”(Aura),因其产生的即时即地性而充满了原真性、独一无二性、膜拜价值和距离感(Benjamin,1935),[13]“灵韵”的存在凝结成特定艺术品的独特个性。民族传统服饰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制作,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样的传统服装就是充满“灵韵”的服饰,充分融入了制作者“人”的创造性因素,正是形成其内在价值、独特性和魅力之关键所在。然而,技术的革新使得通过机器大批量生产标准化产品成为可能,其结果是同质化或均质化,使每个产品的相对价值减小,因为产品的稀缺性已经被稀释。如今来自机器生产的苗族旅游表演服装,从款式、颜色、绣花到面料、做工、质地,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笔者曾做过仔细对比,同一个旅游村寨的女性苗族服饰几乎完全相同,彼此没有任何差异,因此也难以有发现差异的“惊喜”。这些服装不再具有“灵韵”特质,也丧失了所谓的原真性和独一无二性,是一系列去除了个性和内在差异的均质化物品。

    三、结语:旅游与文化变迁之思

    有学者认为,民族文化变迁是旅游催生的发达工业社会对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霸权主义”甚至是新“殖民主义”的结果。从这种观点来看,民族旅游目的地是旅游影响力单纯的“受方”,游客等旅游外来势力是影响力的“施方”。其实,文化的变迁从来离不开其成员自身的主动配合。没有成员的配合,在外来强大力量的规制下,只会发生文化崩溃,而不是文化变迁。因此,认为旅游颠倒了东道主和游客之间本来的主客权利关系的观点虽不无道理,但这又无疑是将东道主置于绝对“弱势”一方,不承认其拥有和我们———处于现代工业化城市“主流”社会中的居民一样的主体性和文化自决能力。真实的情况更可能是,东道主参与主导(而非被动接受)了自身文化在旅游中的变迁,其对自身某些文化事项的策略性应用(如服饰文化),是在理性地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本去参与现代社会竞争,并力争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性地位。这些文化事项就是“弱者的武器”。

    由是观之,旅游中文化变迁的实质,就是在新的发展语境下,民族文化持续不断地再生产的过程及其结果。它不仅是旅游外来影响因素与东道主之间单纯的“施受关系”的力量博弈之结果,更是东道主在旅游场域中,对自身文化进行某种适应性调整或策略性应用的结果。换言之,不是某种外在单线式的单向度力量导致了东道主文化的变迁,而是双方的“合谋”促成了变化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2]北京民族文化宫编.中国苗族服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3]杨鹃国.苗族服饰——符号与特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4]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5]厄里.游客凝视[M].杨慧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宛志贤主编.民族民间苗族盛装[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7]新浪新闻.苗族千年服饰遭海外收购团抢购

    [8]瓦伦·L·史密斯.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9]麦克康奈尔.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M].张晓萍,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0]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J].学术研究,2004,(2).

    [11]龙晓飞.苗族服饰文化探析[J].民族论坛,2005,(12).

    [12]宛志贤主编.民族民间苗族盛装[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13]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