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巫文化视角下苗族服饰纹样符号中的地域特征

    苗族主要居住在贵州黔东南的凯里市、台江县、雷山县、施秉等清水江流域,黔东的松江流域,湘西的沅水流域一带。苗族人自古以来就有把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等剌绣纹样、银饰纹样的形式记录于衣服饰物之上的习惯。如《后汉书·南蛮传》等古籍中就记载了早在尧舜禹时代苗族先民“好五色之服”,流行挑花剌绣服饰。而苗族万物有神的思想,也使得苗族服饰中的纹样符号折射出了苗族先民的傩巫信仰。

    一、苗族服饰纹样中的傩巫信仰符号

    人类的巫术需求往往来自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中都蕴含有巫术的思想。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苗族的傩巫信仰是典型“一切皆有灵”的泛神论,是真实的历史与神话融合后的傩巫文化。

    没有文字的民族其审美文化表现形式相对受到限制,服饰作为民族文化传达的载体,涉及传统文化的大部分领域,包含了精神文化的许多内容。苗族万物有灵的多神论思想认为枫树、蝴蝶、牛、猴、虎、鸟、鱼等都是有神性的,把这些东西刺绣在衣服和打造在银饰上,可以得到神灵的保护,康泰平安,吉祥如意,延年益寿。在苗族服饰造型中,无论是日月星辰、江川河流,还是平原山脉、动物植物等纹样都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例如松桃苗族服饰纹样中的“盘瓠(似龙似狗)”[1]的形象,象征着苗民希望能够多繁衍子孙的生殖崇拜。流传下来为儿童制作“狗衣”、“狗帽”的习俗,也是相信儿童穿上“盘瓠”图案的衣帽能够健康成长,反映出儿童的夭折率高和生存条件极为艰苦时代的原始期盼与信仰。无论是宗教还是巫术,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衍化出一套完整的礼仪,形成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

    二、苗族服饰刺绣纹样符号中的艺术特征

    “蝴蝶”[2]形象在苗族文化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蝴蝶美丽且能作蛹产卵,有吉祥的寓意,加上神话故事的渲染,蝴蝶的形象成为苗族服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黔东南苗族的祭祀活动,其核心是祭祀父系祖先姜央和母系祖先“蝴蝶妈妈”。在苗族的刺绣图案中多有体现,物化的图案基本是以枫叶作为一种“图腾”标记穿在服饰上。苗族服饰造型及图案纹样便把这种崇拜意识注入其中,出现了大量的枫叶图案、蝴蝶图案造型。苗族服饰的“蝴蝶”造型多以蜡染和刺绣的形式出现,但不同地域和不同苗族支系的图案造型与纹样配色又不尽相同。例如,黔东南台江苗族服饰刺绣中的“蝶中套花”、“求子图”等衣袖纹样,蝴蝶造型古朴,色彩华丽而富有装饰性。苗族蝴蝶形象有的又配以亭台楼阁的抽象符号。例如,台江苗族衣袖饰中主纹为庙宇、凤、花、蝴蝶,其中的蝴蝶纹样就是抽象化的符号。苗族服饰纹样中也有蝴蝶与孩子组合寓意“百子”的图案,还有由各种动物拼合而成的蝴蝶图案,体现了“苗族万物起源于蝴蝶妈妈”的寓意。

    “鱼”的形象在许多民族的神话故事中都有体现,苗族的鱼与汉族的鱼寓意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巫楚文化的相互影响,苗族对鱼、龙等形象有了自己的解释。由于鱼能够大量产子,暗示了鱼具有旺盛的生殖功能。苗族文化中“鱼”就成为繁衍后代的标志。在黔东南雷山苗族衣袖饰中,一般采用锁绣针法表现出丰富的鱼形图案。比如,人鱼交叠,象征男女交欢;鱼腹有子,象征女性怀孕;鱼龙吐珠,象征子孙无尽。

    龙纹在苗服中也极为常见。早期苗族部落母系社会没有严格的等级观念,龙形作为服装纹饰人人都可以使用。因苗疆多虫蛇,苗族的男子为了防止蛇虫的叮咬便在自己身上描绘龙或蛟的图案,用来防止蛇虫的叮咬。苗族的龙纹常常是与其他动物形象随意拼贴而产生的,具有原始神话的意味。因此,苗族服饰憨态可掬的“龙”形象比汉族“龙”的形象威严强悍更惹人喜爱。比如雷山西江抬拱式苗绣中的“蚕龙”图案,龙的纹样造型稚拙概略,有的有翼无角,有的甚至无爪,与其说是处于原始造型阶段的龙,不如说是长着许多条腿的可爱蚕虫。西江苗族女子盛装衣袖上的装饰龙纹,最具地域特色的纹样造型表现手法是“花中套花”,即在一个主要图案中装填若干次要图案,鱼肚子里生出桃子,又在桃子里面孕育出了龙。正因为服饰的每一个图案,每一处细节都具有象征的意义,才使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被其他民族文化同化,同时也将其灿烂的服饰文化流传下来。

    三、苗族银饰纹样符号中的地域文化特征

    银饰曾是辟邪秽、驱鬼蜮,保平安及光明的象征,后来却逐渐演变为贵与美的体现。苗族用如此大面积的银饰来进行装饰与他们的民族心理、审美意识是分不开的。在苗族各种银饰图案中,寓含着巫术信仰的图像占据装饰物的主要位置,是苗族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的核心图样,其巫术的意味浓厚。例如:丹江苗族支系妇女背部银衣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宗庙”图像造型。丹江苗族每一件银衣都不能少了这个“宗庙”图样。包括妇女银花头围上的骑马武士以及小孩银帽上的神像,在制作过程中都不能随意创造、变形,它具有统管全身银衣片的作用。

    银饰造型中与苗族始祖相关的图腾造型中,西江、施洞、排吊等地苗族苗族妇女佩戴的银牛角[3],大小银角冠是牛图腾造型的标志性符号。水牛既是农耕的主力,水牯牛又是祭祀祖先的牺牲。因此苗族认为水牛是具有神性的动物。雷山苗族逢年过节要给牛吃酒肉和糯米饭进行款待。从银匠那里取回新打制的银角时,除了付给工钱外,还要送糯米饭等礼物以示感谢。把银角拿回家时要备酒肉请亲朋好友庆贺,并说:“把门敞开,拉牛来了。”在苗族大型的祭祀活动中祭祀杀牛,是对远祖“蚩尤”的追忆和对族群起源的认同。因此,苗族银角只能在节日或嫁娶等重大场合才穿戴使用。银角冠由银泡、银片组成的银冠左右,加以两支长长的牛角状银片,高高扬起的两弯牛角,既是美丽至尊的象征,也具有明显的牛图腾崇拜的色彩。

    蝴蝶造型是苗族银饰不可或缺的重要纹样之一。在银围帕、发簪、银梳、耳环、衣帽饰、项圈、压领、银衣片、背带、腰链、吊饰、手镯、戒指、烟盒、围腰银牌等几乎所有的银饰上都能看到蝴蝶的形象。苗族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也是一种迁徙的遗风。在响铃声中,人们走过了一道道山水,前呼后应,永不失散。

    苗族的银饰虽然出现较晚,但由于苗族口传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漫长的迁徙和征战的历程在已经定居多年的苗族生活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如今,他们依然铭记着祖先迁徙和征战的千难万险,回忆着迁徙途中的风物,崇拜着祖先的勇敢顽强。银饰纹样中反映苗族早期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以及清水江迁徙历程的纹样符号十分丰富。例如,“骏马飞度”图案,是苗族服饰和头冠上常用的图案,由马和骑士组成,是苗族先民悲壮迁徙的见证。在台江和雷山苗族银花头饰上,有武士手执刀棍,骑马奔驰的造型纹样。施洞苗族妇女佩戴的银马围帕中左右两边各7名制作精细、头挽高髻、手执兵器立于马背之上的剽悍男人相向而驰。“星宿花”表示蚩尤和黄帝打仗时,在夜里行军,依靠星宿指引方向,表现了苗族先民们驰骋疆场不断西迁的征战场面。“虎爪花”叙述了迁徙到深山后打虎的故事,等等。妇女背饰银衣片上,也还保留有男子骑马的纹样。另外,苗族妇女胸饰挂牌镂刻有各种刀、剑纹样,妇女常常将各种刀剑、挖耳勺等银饰挂在腰间,表现了苗族人对先祖的缅怀。苗族通过银饰雕刻这种独特的记载形式,其中的蝴蝶、锦鸡、龙、凤纹样与苗族的神话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显示了苗族对神话的信仰。在其内心深处烙下祖先的迁徙历程,表现出对先民们的大无畏精神的崇敬之情。

    图腾崇拜与巫术直接影响到苗族银饰的造型,产生了鼓钉银额带、鼓钉银镯、鼓钉银梳等银饰。锐角鼓钉象征的是闪电和光明。苗族相信一切锐利之物都可以避邪。

    银饰作为苗族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承载着与苗族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思维信仰理念、生产生活方式、巫术祭祀礼仪等文化内涵。地域特色造就了苗族银饰所包含的各种图腾、巫术、神话、民间传说的物化载体,最终使得苗族银饰具有繁、重、多、大的视觉美。它的存在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所表现的符号寓意的形态是多样的,区别于其它民族的重要符号和精于其它民族装饰物品的艺术语言。

    苗族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使苗族认为除天地外,树木花草皆可成为崇拜的神灵对象。银饰上三角形的枫叶纹代表枫树是祖先之祖,具有生殖崇拜含义的“鱼纹”是苗族从头到脚各种银饰少不了的纹样和造型。多姿多彩的大自然是苗族服饰纹样构成的来源。大自然的花草鸟兽及日月星辰,无不在苗族银饰上展现出来。纹样体现出勃勃生机的生命力和形式美,体现了苗族人民崇尚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情致。各种图腾符号与各种动物、花草图案造型灵活搭配,给银匠留下了无限的想象和创造的空间。苗族服饰纹样符号对研究人类交往行为学、苗族历史文化、苗族先民创造的地域文化符号具有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方李莉.梭戛日记[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2]尹存国.审美中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封孝伦.美学与艺术的集思[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4

    [4]刘成纪.自然美学的哲学基础[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5][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6]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

    注释

    1盘瓠:苗族的始祖。相传苗王的女儿和打败敌人的龙狗交合产下六男六女,互相交配,繁衍子孙。

    2相传蝴蝶妈妈送给苗族先祖姜央夫妇一头小水牛,小水牛生长十分迅速,成年后产下一头小水牛,姜央夫妇也同时生下了儿子。之后,姜央夫妇家人丁兴旺,生活富足。

    3传说苗族的先祖蚩尤就是头上有角的。据《述异记》记载:“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觚人,人不能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