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播贡献梳理

    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物质文化史研究专家,他的著作传播范围广、影响大,在其作品中所涉及的湘西苗族文化客观上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涉及主要散落在其大量的文学作品、理论著作以及公开讲话和讲座中。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对其在苗族文化传播贡献方面的梳理尚未有学者较全面涉及。本文拟就沈从文理论著作对湘西苗族文化的主要评介与传播、沈从文纪实散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涉及与传播、沈从文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涉及与传播几大方面进行梳理。

    一、沈从文理论著作对湘西苗族文化的主要评介与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改行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我国在该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曾被国家领导人当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他的《湘西苗族的艺术》《湖南的人民艺术》《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点建议》等对湘西苗族文化进行了专门论述,也是他对苗族文化自觉进行传播的重要且有历史价值的论述。

    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自觉传播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由于受到当时北京文化界对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的介绍以及搜集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运动等启发,他曾多次委托其在家乡的一位表弟代为搜集、抄录湘西凤凰苗区的山歌,并以《筸人谣曲》、《筸人谣曲选》为题先后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当时沈从文甚至计划“在一两年内能得到一点钱,转身去看看,把我们那地方比歌谣要有趣味的十月间还傩愿时酬神的喜剧介绍到外面来。此外还有苗子有趣的习俗,和有价值的苗人的故事。我并且也应把苗话全都学会,好用音译与直译的方法,把苗歌介绍一点给世人……”[1]201930年,沈从文在写给王际真的信中说:“我将学一点苗文,将来写文章一定还有趣味,因为好像只要把苗乡生活平铺直叙地写,秩序上不坏,就比写其他文章有味多了。”[2]

    从1924年到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正式出版,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人生阅历使沈从文对故乡文化的认识极为深刻。沈从文在其诸多有影响的作品中均涉及过苗民生存状态和绚丽多姿的苗族文化。从其整个创作历程来看,苗族文化在其作品中的涉及,有些是因为写作素材的客观需要,而有些完全就是其有意为之的关注和传播,甚至是直抒胸臆地为苗族文化进行呼吁。在1957年3月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沈从文在发言中首先声明自己是湘西苗族自治州人,随后专门围绕湘西苗族文化历史以及苗族建筑、歌舞、编织、刺绣、挑花等艺术当时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指出“美中不足处是民族文化还来不及注意……本州新建筑,在装饰上就还不见出任何地方风格和特征。还有民族文化中极其重要一个部门,当地制作精工花纹壮美的编织、刺绣、挑花等等手工艺美术品,我们关心实在很不够。在中南、西南多民族区域,这些由于生活需要和爱美情感,千百年千万人通过长时期勤劳和智巧的积累,所创造出的东西,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普通工艺品,既能代表当地人民的文化成就,同时也是全中国一份重要文化遗产。”[3]324他用陈述事实的方式试图引起相关主管部门和广大政协委员们对苗族文化的重视,他说:“各位委员,这是不成的!这里还有无数的好花,远比近三百年官僚文人字画重要得多!我们必须要去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残余,有一个较新一些也更加正确一些的看法,来对待这个问题。重视这个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遗产,来充实祖国文化的内容,丰富现代人民的生活……”[3]324他的这次发言被收入到《沈从文全集》,编者为其题名为《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点建议》。

    沈从文的这次讲话将苗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到了国家级民族文化保护的进程中,使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以及社会人士了解并重视苗族文化的维护,“主要作品多属于湘西南苗、瑶、侗、土家各族,及混合居住地区汉族的民间创作,其中又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联合自治州’地区的编织物和棉布刺绣,特别精彩照人。编织物色彩鲜艳,构图华美,刺绣风格独具,图案秀美活泼,即以‘穿花凤’主题绣而言,好花样就不下百十种,真可说美不胜收。这些民间美术的产生存在,虽已经多年,过去却极少有人注意。这次在京预展时,全国政协一位黄老先生说:‘我是湖南人,活到六七十岁,就没有知道湖南乡下还有这么多好东西!”[3]333沈从文的这些关于苗族文化的文字记录,为当下以及今后研究苗族文化在建国初期动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为苗族文化的历史传承和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沈从文多次在其作品和讲话中引用:“你歌没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只牛毛多,唱了三年六个月,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这首苗歌。在接受金介甫采访时,他不仅专门为其介绍了这首苗歌,而且还为金介甫抄写下来送给他,可见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欣赏。在《湘西苗族的艺术》一文中,沈从文对这首苗歌也有提及,对苗族的艺术如音乐、舞蹈、打鼓、服饰、语言、习俗、节日文化等都进行过相关论述,特别是对苗族人唱歌习俗、刺绣艺术论述较为详细:“苗族男女的歌声中反映的情感内容,在语言转译上受了一定限制,因之不容易传达过来。但是他们另外一种艺术上的天赋,反映到和生活密切关联的编织刺绣,却比较容易欣赏理解。他们的刺绣图案组织的活泼生动,而又充满了一种创造性的大胆和天真,显然和山歌一样,是共同从一个古老传统人民艺术的土壤里发育长成的。这些花样虽完成于十九世纪,却和二千多年前楚文化中反映到彩绘漆器上和青铜镜子的主题图案一脉相承。同样有青春生命的希望和欢乐情感在飞跃,在旋舞,并且充满一种明确而强烈的韵律节奏感。”[]该文曾发表在1957年9月20日《民族团结》上,后又收入到1960年(北京)和1986年(香港)出版的《龙凤艺术》一书中,2002年《沈从文全集》第13卷也将其收入书中。毋庸置疑,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高度评价和介绍将随着他作品的影响传递给无数的读者,为苗族文化的传播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关于苗族的语言、编织、宗教信仰、刺绣、挑花等艺术,沈从文在《湖南人民的艺术》一文中也有专门介绍:“凤凰苗族语言,据闻最多古意而特别典雅,因此人民都善于唱歌。宗教信仰中所祭傩神,还作‘云中君’、‘少司命’、‘东皇太乙’等名称。椎牛击鼓,歌舞娱神时,分胙肉习惯,还保留古代社会分享狩猎物旧风习,此外还有孔子所见,屈原所歌咏‘大傩’仪式和神名,可知来源极古。地方出朱砂,即古代彤砂生产地,附近不远四十年前曾发现过周代墓葬铜器数十件,可能还会有商代文化遗物出土。凤凰苗族善于编织腰带,制作精美,花样繁多,仿佛随手作来,无不得心应手。古代重视组绶之作,织丙丁纹,西汉末即已失传。当时悬重赏征求,也难得其人。如今会古,从这部门生产方法和图案表现上,可能也会有些新发现……苗族刺绣用色多极热烈,用蓝地比较普遍。挑花绣则淡雅有韵,特别善于变化写生图案,布置疏密得体,艺术成就和第一等白描画相近。既好好保存了本民族古典艺术的和色技巧,又能不断吸收汉文化的写生花鸟处理技法。”[3]334沈从文对苗族文化如刺绣用色、图案等、凤凰苗族语言、苗人善歌、苗族刺绣技艺等在该文中均作了细致深入的阐述,既能对苗族服饰研究有参考作用,而且对历史学界考证苗族历史也有一定的作用。

    对沈从文在理论著述中就苗族文化传播贡献规范整理出来,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笔者所涉及的资料有限,就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传播贡献梳理还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其贡献也远不止上述所提及,有待于今后学术界跟进挖掘。

    二、沈从文纪实散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涉及与传播

    沈从文在其纪实散文《湘西》《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作品中,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建筑风格、苗民历史地位等。

    (一)沈从文纪实散文对苗族宗教、戏曲文化的涉及与传播

    由于苗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却没有文字,通常采取口传心授、定期和不定期组织规模不等的宗教祭祀、民俗礼仪、民间节日等形式来传承本民族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苗族的宗教祭祀等活动被反映到戏曲之中。

    沈从文在其纪实散文《湘西》一文中对苗族唱酬傩神戏作了详细描写,“到冬十腊月,这些唱戏的又带上另外一分家业,赶到凤凰县城里去唱酬傩神的愿戏。这种酬神戏与普通情形完全不同,一切由苗巫作主体,各扮着乡下人,跟随苗籍巫师身后,在神前院落中演唱。或相互问答,或共同合唱,一种古典的方式……尾声照例用‘些’字,或‘禾和些’字,借此可知《楚辞》中《招魂》末字的用处。戏唱到午夜后,天寒上冻,锣鼓凄清,小孩子多已就神坛前盹睡,神巫便令执事人重燃大蜡,添换供物,神巫也换穿朱红绣花缎袍,手拿铜剑锦拂,捶大鼓如雷鸣,吭声高唱,独舞娱神,兴奋观众。末后撒下供物酒食,大家吃喝……”[]“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或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暵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龙,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傩神于家中正屋,捶打鼓如雷鸣,苗巫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镂银牛角,那铜刀,踊跃歌舞娱神。”[5]245这种细致的苗族戏曲文化描写,不仅传播了苗族文化,而且对今后研究苗族戏剧历史等有一定的参照价值。

    (二)沈从文纪实散文对苗族神秘文化的涉及和传播

    湘西苗区山高林密,层峦叠嶂,地势险恶,交通闭塞,经济、科技等发展缓慢,苗民长期以来对自然现象的认识相当有限,在面对自然灾害和疾病时,经常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由此产生了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进而发展成为宗教、巫术信仰,形成了湘西苗族独特的神秘文化。在《湘西·凤凰》一文中,沈从文介绍了巫术在湘西的执法地位,“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4]393可见巫术在湘西所受到的礼遇之高。

    沈从文在其纪实散文中多次描写过巫术、放蛊、落洞少女、赶尸等苗族神秘文化现象。《湘西·引子》对苗族神秘文化进行了综合概述,在外人眼里“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且有人会赶尸。若眼福好,必有机会见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沈从文批评了苗族有放蛊和赶尸之类的荒谬说法,并指明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在《湘西·沅陵的人》中,他对湘西赶尸有过专门论述:“为了一种流行多年的荒唐传说,充满了好奇心拜访一个透熟人生的人,问他死了的人用什么方法赶上路,你用意说不定还想拜老师,学来好去外国赚钱出名,至少也弄得哲学博士回国,在他饱经世故的眼中,你和疯子的行径有多少不同!”在接受金介甫采访时,他也强调说明:“讲巫呀,放蛊啊,最出名‘赶尸’完全是假的,没那回事。”[6]166

    沈从文在纪实散文《湘西·凤凰》中介绍了这一带苗族地区所谓放蛊的方法,蛊中所包含的材料,放蛊与被蛊人的特征、表现,放蛊人实行放蛊的原因,特别对放蛊妇人的惩罚进行了详细描述。关于蛊婆、巫和落洞少女的相关介绍:“蛊在湘西有着另一种意义,与巫、与此外少女落洞致死,三者同源异流,都源于人神错综,一种情绪被压抑后变态的发展。因年龄、社会地位和其他方面,穷而年老的易成为蛊婆。三十岁左右的,易成为巫,十六岁到二十二岁,美丽爱好而婚姻不遂的,易落洞致死。三者都以神为对象,产生一种变质女性神经病。年老而穷,怨愤郁结,取报复形式方能排泄情感,放蛊婆所作所为,即近于报复。三十岁左右,对神力极端敬信,民间传说如‘七仙女下凡’之类故事又多,结合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而为一,因此总觉得神对她特别关心,发狂,呓语,天上地下,无往不至,必需作巫,执行人神传递愿望与意见工作,经众人承认其为神之子后,中和其情绪,狂病方不再发。年轻貌美的女子,一面为戏文才子佳人故事所启发,一面由于美貌而有才情,婚姻不遂谐,当地武人出身中产者规矩又严,由压抑转而成为人神错综,以为被神所爱,因此死去。”[4]395

    蛊婆、巫、少女落洞等苗族地区的神秘文化经由沈从文的诠释,为人们掀开了湘西神秘文化的面纱,对苗族文化形成和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新的审视视角,给外界重新认识湘西、了解湘西提供了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对树立苗族文化的正面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沈从文纪实散文对苗族服饰文化的涉及和传播

    服饰是一个民族向外界展示其文化特色的无声语言,是衡量一个民族在经济、文化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尺之一,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审美旨趣的具体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苗族服饰精美,不仅有使用和艺术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展示苗族人民美好、淳朴品德和凝聚苗族悠久文化历史的重要表征,是苗族文化的智慧结晶。日本学者江川静英在《从沈从文作品看苗族服饰》一文中,就沈从文描写的苗族服饰在民族文化中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对学术界关注沈从文在文学作品中苗族文化传播研究有借鉴作用。因此,梳理沈从文纪实散文作品中对苗族服饰的表现,对苗族服饰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也有一定的意义。

    沈从文在其纪实散文中对苗族姑娘一般从小开始学习刺花挑花习俗也有涉及,描述了苗族的服饰包括鞋上用色情况,如用五色丝线在衣服上绣鸳鸯戏荷、喜鹊噪梅,在鞋头上挑个小小双凤等图案,刺绣图案颜色鲜美,样式独特。沈从文就苗族的耳环、手镯、银饰和花帕用途、围裙功能、衣服材质、款式、颜色、刺绣及图案等进行了描写,“洞河来源远在苗乡,河口长年停泊五十只左右小小黑色洞河船,弄船者有短小精悍的花帕苗,头包花帕、腰围裙子”[4]369“我们间或还可在敞坪中看苗人决斗,用扁担或双刀互相拼命。小河边到了场期,照例来了无数小船,无数竹筏,竹筏上且常常有长眉秀目脸儿极白奶头高肿的青年苗族女人,用绣花大衣袖掩口笑,使人看来十分舒服。”[5]281“照例的三八市集,还是照例的有好多好多乡下人,小田主,买鸡到城里去卖的小贩子,花幞头大耳环风姿隽爽的苗姑娘。”[4]45沈从文在晚年的讲话中也曾经提到苗族绣花在国外博物馆中的情况“我们的湖南苗族挑花摆在那里,摆得很大的很重要的。”[6]39

    (四)沈从文纪实散文对苗族语言文化的涉及和传播

    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乡土作家集大成者,其文学艺术特征不仅表现在其描写了湘西地区的风俗民情,还包括他的方言写作。在纪实散文中,沈从文在写到苗族语言时,通常采用苗音直译的方法,比如妇人在苗音中为阿女牙:“其中一件便是把三弟同大哥派阿女牙送进苗乡去”[5]264,沈从文将苗音直译在纪实散文中,不仅在文章内容中得到表现,而且还被用作为作品标题如散文《laomei,zuohen》(苗语:妹子,真美啊)[4]55等作品。

    在接受金介甫的采访中,沈从文还专门为其解释过文中的苗语:“汉人叫苗人‘老庚’表示亲切,’‘庚’是‘年庚’的‘庚’,比‘老乡’还亲呢!”“叫男孩子,很亲热的意思叫‘戴’,‘戴帕’是女孩。‘戴’是很亲热的字,假的是‘阿亚’,不假的是‘老美’。假如你说这个女孩子长得很好是:‘老美若呀很!’做官叫‘曹规’。”[]

    (五)沈从文纪实散文对苗族民间文化的涉及和传播

    沈从文在其纪实文章中提及苗族民间文化的有《沅陵的人》、《凤凰》等,这些文中的苗族民间文化主要包括赶尸、土匪抢亲、儿子发现母亲暗恋和尚并为母亲修路之后离家出走等。讲的虽是故事,却与湘西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湘西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湘西·沅陵的人》一文中对《楚辞》的引用:“‘拿回家去做土地会。’你或许不明白土地会的意义,事实上就是酬谢《楚辞》中提到的那种云中君———山鬼。”[4]354《楚辞》中描绘的“云中君”,即苗族神话传说中的“山鬼”,沈从文还曾以“山鬼”作为其小说的标题。在文章的结尾处,沈从文这样概括:“几件事都是人的事情。与人生活不可分,却又杂糅神性和魔性。湘西的传说与神话,无不古艳动人。同这样差不多的还很多。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4]360沈从文的几句话讲得很深刻,需要故事生长的地方,同样也需要民间文化滋养的地方。可见沈从文对苗族民间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重视。

    (六)沈从文纪实散文对苗族历史的涉及和传播

    苗族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长期以来,在统治者的屠刀和权力威逼下,苗人的生命和尊严遭到了残酷的践踏。沈从文在其童年时期曾亲眼目睹苗人被统治者当作暴匪而肆意屠杀的情景,给他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到我知道事世时,就还有两件事在印象中异常深刻,且影响一生极大:其一即县衙门每天均有案件审讯,不过三五天,又必有苗人因犯小罪被送上站笼缢死。这些性情驯善忠厚的特种人民,常因斗殴一类私事被控强盗,有钱自易取和。若无钱赎罪,即很容易被送上站笼,示众一定时刻,再执行死刑。未抽去脚下底板前,家中妇人泪眼莹莹逼近木笼边来送终时,男的低低的嘱咐后事,女的便低声连呼青天。另外出了钱的仇家,却与土讼棍苗译员买了些爆竹,等待执刑时在笼边燃放,感谢青天报仇。其次是辛亥革命,四乡苗民集中暴动,乘夜攻城失败后,军队下乡捉人,逢人即捉,一串串绑入城中屠杀,一连整月,直到执行官也寒心不敢负责,因此将这些无辜良民死生,完全交给于当地神庙中两片竹筊,作为决定。”[7]这些文字看似如客观陈述,实际背后所隐藏的是沈从文对湘西苗民的深刻同情。类似这样的文字还有很多,从平淡客观的叙述中,读者不难发现沈从文的立场,他对苗民充满了同情和赞美:“苗人所受的苦实在太深了,所以我在作品中替他们说话。”

    由于湘西苗民形象一直被外界妖魔化,沈从文在其纪实散文中对苗民的性情有过涉及,并试图真实地呈现苗族人被歧视、被妖魔化的历史事实,“在这种船上水手中,我们可以发现苗人。不过见着他时我们不会对他有何惊奇,他也不会对我们有何惊奇。这种人一切和别的水上人都差不多,所不同处,不过是他那点老实、忠厚、淳朴、憨直性情———原人的性情,因为住在山中,比城市人保存得多点罢了。”[4]343

    在《湘西·苗民问题》一文中,沈从文分析了苗民历史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他认为“对苗民问题,应当有一根本原则,即一律平等,教育,经济,以及人事上的位置,原则上应力求平等。去歧视去成见,去因习惯而发生的一切苛扰,在可能情形下,且应奖励客苗交通婚姻。”[]沈从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导致苗族被歧视的根本原因,即历代统治者对苗族的先天歧视与对湘西的缺乏了解,并指出解决苗民问题的根本办法,即民族平等原则。应该说,沈从文提出的策略,是解决苗民问题的根本之道。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去歧视,除偏见,从而还苗人的历史本真面目,使苗人得以平等的生存权利。

    三、沈从文其他文学作品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涉及和传播

    小说作为一种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的文化样态,对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的民俗风情、传统文化、生活习惯、语言、服饰、建筑等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小说不可能是作家凭空捏造而成,也不完全属于作家个人情感认知的行为反映,而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记录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社会发展、世态人情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不仅反映社会风貌,而且还承担着文化传播、传承等职能。

    沈从文将湘西苗族文化置于小说创作之中,对苗族的服饰文化如花帕、峒锦、银饰、大耳环等,婚姻文化如对歌定情、自由恋爱、聘金等,节日文化如赛龙舟、四月八、迎春节、祭祖等,原始宗教文化如蛊术、巫术、落洞等都有涉及。

    (一)沈从文小说对苗族婚姻文化的涉及和传播

    湘西系少数民族聚集地,杂居着苗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多民族杂居,这里的婚姻文化、服饰文化、节日文化、宗教文化等都带着各民族独特的地域特色。在沈从文以苗族风俗文化为题材创作的作品中,对苗族婚姻文化进行了较多着墨。

    苗族是一个善歌舞的民族,唱歌不仅在苗族婚嫁中占着重要位置,而且还是苗族婚姻文化的重要表征。苗族青年男女通过对歌传情达意寻找终身伴侣。沈从文将这种对歌定情、自由恋爱、行聘礼等习俗以不同的形式置于其小说中。比如小说《边城》中,沈从文通过老船夫与大老的对话介绍了湘西苗族求婚的两种主要途径:“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作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8]105后来翠翠听了二老夜晚为她唱的情歌,由此打开了少女的心扉。

    在小说《龙朱》中,沈从文描写了男主人公白耳族龙朱因为生得太美,所有族中女人望之却步,不敢将他作为自己的恋爱对象。龙朱最后终于通过隔山对歌找到了自己的爱人。就唱歌定情的习俗,沈从文在《龙朱》开头就有介绍:“白耳族男女结合,在唱歌。大年时,端午时,八月中秋时,以及跳年刺年大祭时,男女成群唱,成群舞,女人们,各穿了峒锦衣裙,各戴花擦粉,供男子享受。平常时,在好天气下,或早或晚,在山中深洞,在水滨,唱着歌,把男女吸到一起来,即在太阳下或月亮下,成了熟人,做着只有顶熟的人可做的事。在此习惯下,一个男子不能唱歌他是种羞辱,一个女子不能唱歌她不会得到好的丈夫。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所唱的,不拘是健壮乐观,是忧郁,是怒,是恼,是眼泪,总之还是歌。一个多情的鸟绝不是哑鸟。一个人在爱情上无力勇敢自白,那在一切事业上也全是无希望可言,这样的人决不是好人。”[9]327这段关于苗族青年唱歌结缘的描写,唱歌在苗族婚恋中所起的作用和具体形式表现、时间等介绍得极为详细,对外界了解苗族婚姻文化起到了媒介作用,同时对当代乃至今后人们了解苗族婚恋史也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类似的作品还有《媚金·豹子·与那羊》,这是一篇关于苗族青年媚金和豹子的凄美爱情故事,媚金是白脸族中最美丽风流的女人,豹子是凤凰族相貌极美又顶有一切美德的男子。媚金站在山南,豹子站在山北,两人从早唱到晚,最后相约在宝石洞幽会。后因豹子寻找定情物小白羊而耽误了约会时间,导致媚金产生误会,最后双双自杀殉情。关于媚金和豹子先后自刎,沈从文在文中如此评价:“白脸苗的女人,如今是再无这种热情的种子了,她们也仍然是能原谅男子,也仍然常常为男子牺牲,也仍然能用口唱出动人灵魂的歌,但都不能作媚金的行为了!”[9]364媚金和豹子的行为表现出了苗人忠诚、守信等美好品德。

    唱歌、对歌习俗让苗族青年男女享受到了自由恋爱的喜悦,但这种自由的习俗背后同样也存在不合理现象,即初夜权习俗。苗族认为处女带有一种邪气,和处女结婚会给家庭带来灾难,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甚至愚昧的习俗观念。在小说《月下小景》中,沈从文介绍了违反初夜权习俗的苗族女人所面临的种种惩罚,傩佑和恋人双双选择了死亡来捍卫爱情的纯洁,通过傩佑的爱情悲剧将这种陋习一一展现出来。初夜权习俗与对歌、唱歌寻找伴侣形成了苗族婚姻文化的悖论。用歌声来表达爱情和宣泄生活中的痛苦和幸福、快乐,表现了苗族是一个懂得爱、美和自由的民族,他们“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生活方式,反映了苗族的民族精髓所在。沈从文将其纳入到文学创作之中,不管其在创作时主观态度如何,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传播苗族文化的作用。

    (二)沈从文小说对苗族节日文化、民间故事、苗族语言的涉及和传播

    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对苗族节日如端午节、四月八、迎春节、祭祖等有过描写。以《边城》为例,沈从文多次描写了端午节,特别是赛龙舟时的情景,比如人们看龙舟时的激动心情,龙舟的装饰和桨手们的准备情况、表现和装束:“船只的形式,与平常木船不相同,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时节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要用它时,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带头的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枝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8]74端午节抢鸭子习俗,即赛船过后地方上经济实力雄厚的人士在龙舟划过之后,将鸭子放入河中任人去捉,谁能抢到鸭子就归谁,旨在营造船与船竞赛、人与鸭子竞技的热闹场面。这是湘西苗族地区独特的端午节习俗,通过沈从文详细生动叙述,苗族人过端午节的情景如同一幅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由于苗族没有如汉族那样繁多的礼制约束,因此他们在过节时就显得更为率性本真。在小说《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沈从文描写了苗人过春节饮酒、跳舞时无拘无束的欢畅场面。在《神巫之爱》中,沈从文详细描述了苗族巫术“还傩愿”仪式的全过程,将四堂法事“献牲”、“祈福”、“送神”过程描写得生动形象。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沈从文根据苗族民间故事改写而成的小说有《媚金·豹子·与那羊》《龙朱》《神巫之爱》《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山鬼》《阿金》等。此外,小说中对苗语的涉及也很多,有的文章甚至用苗语作为标题,如小说《代狗》(苗语对普通小孩的称呼)等。[10]

    (三)沈从文戏剧、诗歌对苗族文化的涉及和传播

    在沈从文的戏剧、诗歌等创作中,对苗族文化如语言、服饰等也有涉及。沈从文的戏剧目前所收集到的共计14篇,从他的创作整体成就来看,戏剧所占篇幅较少。尽管沈从文的戏剧创作数量较少,但对苗族文化的涉及却比较多,比如《野店》中对苗族妇人的描写,《赌徒》《卖糖复卖蔗》《羊羔》《鸭子》《蟋蟀》等均取材于苗族,在语言、习俗、服饰等方面对苗族的风俗习惯、世态人情等进行了描写。

    诗歌创作相较于沈从文的整个创作数量而言,偏少,但比戏剧篇幅多,在《沈从文全集》中独占一卷。由于诗歌独特的表现形式,沈从文对苗族文化在诗歌中的涉及主要表现在苗族语言、苗歌、服饰等。比如姑娘在苗音中为代帕,小孩子苗音为身小伢子:“(倘若是)一个生得乖乖生了的/代帕,阿女牙过道。//身小伢子整天把身子泡到河中间”、“歇憩的是些苗老庚”、“老女你是年轻人,/不做声就走了。/卖油菜的苗姑娘”、“锣鼓喧阗苗子老庚酬傩神,/代帕阿女牙花衣花裙正年青”[13]等。

    沈从文在文学体裁中对苗族文化的传播,虽然表现得比较零散,不成体统,但由于文学体裁作品的读者群相较于理论著作更为庞大,客观上造成了文学类作品的传播效果和影响更为突出。如他的《湘西·沅陵的人》一文描写的苗族赶尸文化,《湘西·凤凰》中的放蛊、巫术、落洞少女的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沈从文诞辰1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沈从文研究专家王继志老师在接受笔者专访时,就专门提到了上述文章中的苗族文化描写。

    鉴于笔者自身学识修养有限,上述对沈从文在文学作品中对苗族文化的传播梳理还存在遗漏和不足,需要学界继续跟进补充和挖掘,并进行深入研究。

    四、结论

    沈从文对苗族文化的传播主要通过其文学作品、理论著作和讲话等方式进行的,这方面的总成就虽然逊色于其文学艺术和物质文化研究,但他在文学作品如《媚金·豹子·与那羊》《龙朱》《神巫之爱》《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在物质文化史研究作品如《湘西苗族的艺术》《湖南的人民艺术》等,公开讲话如《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工作的四点建议》等对苗族文化作出的专门论述所产生的影响,对苗族文化传播之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尽管文学作品内容包含着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主观立场,不能全面客观真实地表现历史,但作家以他真实的生活与成长环境作为创作材料纳入到文学作品中,是文学作品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来的浓缩。因此,沈从文在文学作品中对苗族文化的涉及,对了解和研究苗族文化同样具有较高的参照价值。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对苗族文化的表现更是如此,将他的此类作品与历史记载相比较,他提及的很多见解都是基于事实之上的。

    总之,沈从文在其各类作品和各类公开场合对苗族风俗文化、婚姻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服饰文化、语言文化等介绍和评价,不仅反映了湘西苗族的生存状态、历史渊源等,而且对人们了解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湘西苗族文化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沈从文通过独特的方式对湘西苗族文化的传播和传承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应该忽略的。

    参考文献

    [1]沈从文全集:第15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沈从文全集: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

    [3]沈从文全集:第3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沈从文全集:第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王亚蓉.沈从文晚年口述[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92-293.

    [8]沈从文全集:第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9]沈从文全集:第5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0]沈从文全集:第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