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出自于生物学概念的“生境”,在生态学中指生物之生活环境,为“habitat”、“niche”之所译。既可为类群生物的区域类型,也可为某一种群的生活场所,民族文化生境即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生活场所、现实生活环境[1]P7。苗族服饰的生存状况与其所赖的生境息息相关,自然条件、社会条件、观念条件的总和构成了民族自然-人文生境的复合的文化场,对苗族服饰的生存、传承和保护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在谈苗族服饰的科学保护的时候,必须首先要对其源生之境进行保护,这便有必要对苗族服饰的文化生境状况有所认识,现在我们以2006年首批入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昌宁县苗族服饰为例,以耈街彝族苗族乡打平村和土皮太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苗族服饰生境进行考察。
一、自然环境:山地易通途后的苗族服饰
(一)气候条件
耈街河和新厂河环流昌宁县耈街彝族苗族乡而过,全乡年平均气温15.8℃,最高海拔2857.6米,最低海拔1100米,亚热带高原季风型气候,夏季高温多雨,秋季温和少雨。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一等盛装”有“宽、厚、重、繁”的特点,适合于天寒时冬季穿戴,“二等盛装”适合于天凉时初春和秋季着装,而日常便装可于气温渐升时穿着。
(二)地理交通
昌宁县耈街彝族苗族乡属山区,位于昌宁县城东北部澜沧江东岸,距县城73公里,昌宁县城至永平的县际大通道穿境而过。东与昌宁县珠街乡相连;南与临沧市凤庆县诗礼乡毗邻;西与昌宁县的漭水镇隔江而治;北与大理州永平县水泄乡划河为界[2]P1。过去当地流传着“苗家山寨比天高”、“苗人无地方,哪里箐深哪里钻”等民谚,对外道路坎坷难行。如今早已经与昔日不可而语,十二五规划以来,耈街乡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庄人居环境,2014年底,已经完成的道路建设主要有:投资230多万元的马拉等7.2公里弹石路和投资90万元的城塘3.2公里弹石路建成并投入使用,投资24万元的打平村民小组水泥路、投资42万元的耈街集镇至土毒公路石拱桥860米水泥路、投资17万元的金马村寨子头自然村水泥路、投资12万元的打平村杨家弹石路等工程建成投入使用,投资500多万元的打平村至土皮太村、打平村至栗木村通村水泥路路基工程①。2015年大水塘至羊巴巴林公路和老李桥至大椿树公路开始施工。对外交通的便利带来信息、物资和人力的转移迅捷,随之也带来了对苗族服饰文化的巨大影响。一是导致苗族服饰的故土标识和族别标识观念在对外交往中受到冲击,苗族外出往往异地异服,在当地也渐换为市场所购服饰汉服;二是苗族服饰所用制材部分选用了外来物资,化纤布、机织布、绦纶等工业布料纷入山区农村市场;三是因资讯迅猛,苗族服饰纹样题材也渐受影响。
二、经济环境:民生为本,衣食所安①
(一)生计方式
整个耈街乡外出打工的村民与其他地方的农村相比都明显要少,这主要是由于在本村务农的年收入能够基本满足所需。耈街乡土地总面积555786.3亩,其中耕地面积40415亩,水田4427亩,旱地35988亩②,2014年粮食总产1181.7万公斤,收购烟叶6.1万担,烟农户均收入29980.74元,泡核桃产出4472吨,产值为1.28亿元,试种重楼400多亩,天麻600多亩,玛卡22亩、野生石斛300多亩,魔芋800多亩,在畜牧养殖上投入10万元“春秋两防”经费,年末大牲畜存栏13424头,出栏5342头,生猪存栏54823头,出栏91073头,山羊存栏23586只,出栏91073头,家禽存栏87700只,出栏141499只,完成肉类总产8478吨,产值25434万元。2014年完成农村经济总收入28923万元,比2013年的24574万元增4349万元,增长18%,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74元,比2013看的5702元增1072元,增长19%③。
打平村和土皮太村都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村,打平村苗族有168户152人,土皮太村苗族有123户556人。打平村有耕地7226亩,其中水田950亩,旱地6270亩,全村粮食总收入3800多万元,人均收入5444元,苗族人均占有土地1.7亩,其中水田0.2亩,旱地1.5亩,人均种植泡核桃面积7.6亩。2014年种植烤烟625亩,实现收入229万元④。土皮太村有耕地面积2386亩,其中水田311亩,旱地2024亩,2014年粮食总产72.4万公斤,种植泡核桃面积15866亩,2015年泡核桃收入为600多万元,全村经济总收入1400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040元⑤。
生计环境是苗族服饰的物化基础。自改革开放以后,乡党委政府结合乡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把粮食、烤烟、泡核桃、畜牧业作为全乡四大主导产业。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步建成了有名的优质烤烟基地、泡核桃基地、白酒生产基地,形成了“一片叶,一个果,一瓶酒”的发展模式,生计方式的转变,一方面使苗族家庭经济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打破了长久以来的自给自足,生活消费水平提高,生活日渐富裕后,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苗族服饰制作时间较长,传统盛装穿着繁琐,费时费工的传统服饰与现代生活产生矛盾和不协调,且前几年制作材料麻的匮乏和其他制材的丰富,苗族传统服饰从种植到纺织,从刺绣到缝制的整个过程渐被简化,日常便装渐被外来成衣部分替代,有的苗族家庭的织布机、纺线机和绕线、刺绣工具被闲置、丢弃,甚至有的织机被劈成柴薪,现在由于政府宣传和“非遗”工作的深入,不用的服饰制作工具,如纺织机等被妥善安放,或捐给昌宁县“五彩盛装”刺绣专业合作社使用。
(二)衣暖得获
通常人们获得衣物的主要途径是3种:自制;受赠;购买。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因素主要是个人因素、产品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经济因素、营销者因素和情境因素等⑥[3]P163~166。以下是我们在田野调查时以苗族女性为调查对象的部分样本数据⑦。
耈街乡街子是苗族妇女服饰的主要购买地。耈街乡是三天轮集,空三赶四。乡镇上有专门经营服饰的店铺12家,其中专门经营苗族服饰的店铺有3家,但逢街天,还有几个服饰零摊售卖点,也有打着“清仓”名义的外地服饰贩卖商的沿街叫卖。店铺中和零摊点的货物主要来自于保山市与昌宁县、大理市。
表1服饰获得主要途径(%)
在打平村和土皮太村,我们没有发现有从淘宝网等网络购衣的现象。人们除了买布自己做衣服外,近年来已经主要为购买汉族衣服来穿。购买的服饰主要是上衣、裤子、鞋子,毛衣、裙子买得少。
表2年度家庭服饰购买力货币调查(元,%)
打平村和土皮太村许多家庭的妇女将购衣视为家庭开支的必需之一,通常大数额服饰支出行为会发生在农忙后的冬腊月间,一方面是因为那时年成已经有了货币的结余,另一方面是因为冬腊月期间人际交往的客事较多,衣着光鲜有了更多心理需求。购买衣服的主要原因是生活保暖和服装已旧,至于服饰新货上市、年季换季促销、随机兴趣、追求潮流等购买等因素,对苗族妇女的影响较小。苗族家庭中的妇女甚至会一次性购买齐全家庭全部成员的衣服,其中又以女性和小孩的衣服为多,男性和老人的衣服为少。据调查数据显示,年度服饰支出2000-3000元的家庭较多。购买的信息来源较为单一,基本为产生购买意愿后便到服装店里进行选择,与此同时会据亲友穿着好看、店员介绍、以往穿着经验等来作为选择依据,户外广告、电视广告和网络资源基本不会对她们施加服饰选择时的影响。
三、社会环境:制度的影响之力
(一)国家层面
在我们调查中了解到,总的来说昌宁苗族服饰有三个变化期。一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四清”运动,移风易俗的倡导,对昌宁县苗族服饰中的男装影响很大,加速了土皮太村、打平村男装苗装向汉装的转变;二是苗族服饰以1978年为界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昌宁县土皮太村、打平村族际通婚比率较少,但是由于享有与周边民族在同一个制度环境之下,改革开放政策以及日趋广泛的社会交往机会,民族文化的涵化对苗族服饰发生了深刻影响,变化最明显的是日常便装,而盛装的制材影响较大,款型、色彩基本无变化;第三个变化期,是2006年苗族服饰“申遗”成功后,一方面各项苗族服饰文化保护政策和措施开始推行和落实,另一方面使昌宁苗族得以重视审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增强了文化自觉。
以麻料种植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对苗族服饰的巨大影响。
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传统服饰以以麻为原料,通过种麻、收麻、绩麻而获得大麻纤维,通过纺线、盘线、煮线、漂线、梳线再织布。杨发双的爷爷说:“麻是我们苗家人世世代代纺织的主要原料,老一辈人告诉我们天神给我们送来的第一件东西就是麻种,他教会了人类种麻织布、制作衣服,其次才送来粮种和火种。麻衣可以驱魔避邪,让我们一生吉祥平安;死了穿上麻衣老祖宗才认得我们。”。老人家又说:“过去缝衣服的时候没有现成的绣线,还要先找各种草来染线,黄线就用小杨巴巴树煮成的水染的,红线就用酱紫草煮成的水染的,织布用的白麻线是灶灰水煮白呢。”大麻,英文名CannabissativaL.为桑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又名麻、火麻、黄麻,是一种具有重要的农用及药用价值的古老的栽培植物,早在4000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相关记载。经科学家研究,大麻含有的主要化学成分是四氢大麻酚(tetrahydrocannabional,THC)和大麻二酚(cannabidiol,CBD)。由于其中的THC具有致幻作用,这成为许多国家禁种大麻的原因[4]P783~786。打平村和土皮太村2000年开始禁麻,昌宁县自从2002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无毒县”后[5]P6,更加加大了禁止在全县范围内种植大麻的力度,以大麻为原材料的苗族服饰制作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由于传统苗族服饰的制作资源匮乏,逐渐地外来的机织宽幅工业布取代传统手工织成的窄幅火麻布。为保护苗族服饰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昌宁县政府部门申请,2010年取消禁种,种麻得以在两村恢复。
(二)基层层面
保山市和昌宁县党委、政府和各级相关部门长期以来非常重视昌宁苗族服饰文化的保护工作,做到了“四有”:有制度、有机构、有人员及有资金。昌宁县采取了保护苗族服饰的10项措施[6]P1,取得了不少经验和成绩。
耈街乡党委政府积极创设有利于民生和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积极谋划“开放、效率、文明、富裕、和谐”的乡镇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在2015年2月8日耈街乡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以“高原特色农业示范园区、民族文化旅游小镇、澜沧江流域极具活力的商贸流通集散地”为战略目标,以“绿满家园,美丽乡村”为建设理念,贯彻好“一核、一轴、两片区、两组团”的集镇建设,预期目标为农村经济总收入增长12%以上,达到32394万元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增长13%以上,达到7655元以上;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到2029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000万元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以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98%以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达98%以上。并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巩固和完善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鼓励发展专业合作社,加大苗族服饰及刺绣产品的制作、推介、营销力度,继续挖掘和弘扬民族文化”①。
2015年3月,耈街乡党委政府拟定《昌宁县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及产业扶持项目规划表》,积极申请对口资金,主要涉及打平村和土皮太村的以下项目②。
农林水利项目有基地及示范园建设、人畜饮水安全、河道沟渠治理、水资源保护建设等。主要包括土皮太杞木林丹参示范园建设、土皮熊家草乌示范园建设、土皮太杞木林泡核桃示范基地建设、土皮太牛羊养殖基地建设、打平大椿树人畜饮水管网建设、土皮太杞木林人畜饮水管网建设、打平下旧烤房群河道治理、土皮太熊家水源防护林建设、打平仙水洞至小龙坦水源防护林建设、打平大水塘泡核桃示范基地建设和打平牛羊养殖基地建设等;
交通项目分为村组公路和村内道路两项。其中村组公路主要有土皮太杞木林至熊家水泥路建设、土皮庙家寨至三家村水泥路建设、打平弯弓桥至小龙坦水泥路建设、打平平安桥至羊巴巴林水泥路建设、打平阿发至仙水洞水泥路建设、打平大椿树至上旧水泥路建设等;村内道路主要有土皮太熊家村内道路硬化、土皮太牛头山村内道路硬化、土皮太村杞木林村内道路硬化、打平仙水洞村内道路硬化、打平龙华村内道路硬化、打平大水塘村内道路硬化、打平大椿树村内道路硬化、打平羊巴巴林村内道路硬化;
村庄整治项目主要针对村容村貌进行。主要有土皮熊家村村容村貌治理、土皮杞木林村村容村貌治理、土皮牛头山村村容村貌治理、打平大椿树村村容村貌治理、土皮熊家村村容村貌治理、打平龙华村村容村貌治理、打平仙水洞村村容村貌治理、打平大水塘村村容村貌治理、打平羊巴巴村容村貌治理;
服务业项目主要在文化产业方面,包括打平安宁民族文化广场、打平米库民族文化广场、土皮太熊家民族文化广场、昌宁县五彩盛装苗族刺绣合作社等的建设;
社会事业项目主要有打平安宁教学点拆除重建、打平便民服务中心修缮加固、土皮太村便民服务中心建设等;
素质提升项目有土皮太草乌种植与管理培训、土皮太丹参种植与管理培训、打平村泡核桃抚育与种植技术培训;
金融信贷项目有土皮太村苗族红色信贷、打平村苗族红色信贷。这是为了增加苗族生产积极性在苗族地区专门设的产业贷款项目;
除以上项目外,还有新建百户安居房、打平泡核桃交易市场建设和大水塘支部活动场所建设等安居工程、工业及产业化和基层党组织项目。
以上规划项目建设起止年限为2016至2020年,合计资金需10084.5万元,其中自筹及其它资金为5060万元。这些项目的规划和后继落实,将为昌宁苗族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提供进一步的基础条件。
(三)村寨层面
1、民间组织:专业合作社
昌宁县“五彩盛装”刺绣专业合作社于2013年5月10日在土皮太村成立,制定《昌宁县“五彩盛装”刺绣专业合作社章程》①。该社是由陈绍军、陶光亮、陶应生、熊绍平、张学军等人联合发起成立的,成员现有52人,其中,农民成员有46人,占成员总数的88.5%。起步资金采取自筹的方式,共计30万元。成员每人出资100—300元现金不等,并自筹得38台织布机,织布机和其他出资实物采用折价计算方式,每台织布机以折价2000元计,出资最多的是段开荣,折合计价为217600元②。合作社于同年5月16日在昌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营业执照》登记(注册号:530524NA000332X)。合作社办公地点现设于昌宁县耈街乡土皮太村村委会内,现已计划搬迁至苗岭文化广场东南角的建筑内。
在耈街乡党委政府初步拟定《昌宁县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及产业扶持项目规划表》中,将昌宁县五彩盛装苗族刺绣合作社建设纳入了文化产业建设中,规划在2016年至2020年中投入50万元资金,其中自筹10万元,用于保护苗族服饰文化,促进特色文化发展③。
2、习惯法:伦常惯习
从社区规模较小、家庭人口较多、人口流动较弱、存在模式为生产和生活空间、家庭类型以复合式的大家庭为主、人口构成同质性较强和社会交往频繁,以直接交往为主,是熟人社会等多方面来说,土皮太村、打平村均属于传统社区而非现代社区,但是传统社区中原来的习惯法与伦常守则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村落精英中的政治精英的力量大于宗教精英,经济精英日益受到人们的推崇。尽管村落中的大型集会、仪式活动、家族活动中苗族女子不着盛装仍然被认为是一件“不合规举的事儿”,村寨中迄今为止尚无1例不着苗族盛装的新娘,但是习惯法已经不能约束人们的日常装束,村寨中“不会‘女红’嫁不出”的说法④,也仅限于昔日了。比如在土皮太村村委会工作的陶学菊⑤,她有2套盛装都是母亲做的,她自己不会做,她对我们说:“盛装上绣的花纹代表着苗族的历史”,她说自己结婚时会穿着盛装出嫁。
我们在2012年1月16日到土皮太进行田野调查时,恰好赶上了熊家的熊倩翠与大椿树陶绍文的婚礼,在还未迎娶时,新娘熊倩翠盘着发髻,插鲜花于发为饰,浓妆艳抹,穿着一套喜庆的红色姊妹装,黑色的打底裤,配着一双黑皮鞋。她的打扮与汉族新娘并无二致。对她的这一身装束我很纳闷,难道在这种隆重的场合她不穿民族服装吗?后来在送亲途中才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她在前往夫家的途中发型、头饰都改成了苗族装束,身着“盛装”,且送亲的女眷,她的表妹和侄女都身着“盛装”,可见,苗女“盛装”在仪式场合还是必用之衣。
昌宁苗族在受赠和赠予时,可用传统苗族服饰,也可用买来的汉族服饰相赠。比如熊国花便买过汉装送给儿子的干妈。当时儿子多病,后来家人请神匠“瞧鬼”,说认了干妈便会好,家里在天之内第一个来串门的女人便是儿子的干妈,要请干妈给小孩子起小名。如果3天之内不来人的话,那么以后谁进门孩子“不认生”,给抱不哭的女人就可以当孩子的干妈了。
四、精神环境:“共同体”的“想象”
(一)宗教信仰
昌宁县苗族原始信仰盛行,部分村民信仰汉传佛教,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服饰上所体现出的蚩尤、姬宇鸟、龙、蝴蝶、鸡、犬和鬼神等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观念,在服饰主体的思想观念中仍然存在,这些宗教信仰在当地许多民间传说和民间歌谣都有其佐证。
(二)道德观念
在土皮太村、打平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其传统社区是处于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之间的中间层面,直接性的道德关系是区域性的“熟人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的传统社区具有约束人们自觉履行道德规范的力量,家族、寨邻间崇尚和睦,人们在实现“利人”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利己”。例如当村民家里要办理婚丧、“烧牛纸”、“做斋”等一应事宜时,需请人担任总管来负责具体事情的调度,包括谁来做“相帮人”,而总管请的“相帮人”都是夫妇,即做菜做饭的全是两口子,一般不单独请夫妇中的一个①,所请的“相帮人”无非常特殊的事情都会前来。
土皮太村、打平村民风质朴,无偷盗现象,家门通常不上锁,马、张、杨、陶、熊各姓氏和睦相处,互帮互助之风颇盛,农忙时节既有“换工”,也有起房盖屋等完全不收报酬的互助。土皮太村、打平村日常行为倡导尊老爱幼,对亡者、长者尤其尊敬。服饰上有性别角色和年龄标识区分。儿女每年要从箱柜中取出老人久已不穿的盛装,在太阳下翻晒;男人不收拾女子晾晒的衣裙。
苗族珍视历史记忆,其服饰为“无字之史书”,但是随着生计变迁、文化交融,土皮太村、打平村的年幼孩童对服饰纹样内涵几无所知。
(三)村落习俗
土皮太村和打平村的生育习俗、恋爱习俗、婚娶习俗、丧葬习俗、建筑习俗、节庆习俗与以前相比有了不少改变,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保留着苗族习俗的特点,这些习俗与当地原始宗教信仰相关,服饰习俗也概莫能外,这些习俗正是苗族服饰传承和保护的丰厚土壤。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7]P1,苗族服饰历经历史和岁月,迄今还保持着传统的质、型、色、纹、画,凝聚着族群共同的“想象”,有着同一的心理基础和文化法则。
(四)价值取向
传统文化作用着苗族思想观念的同时,现代工业文明也在改变着苗族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土皮太村和打平村苗族在家庭建设上与汉族不同的是,他们不重视家居住宅建设,衣、食、住、行中,尤其重视食、行、衣。苗族男性生活中以酒为乐,有的家庭会在年底结算收成后一次性购买多张摩托,以保证家庭中的成年人都有交通工具,有的村民经年老屋的门口停放着崭新的卡车。
苗族家庭在消费取向上对女性服饰是相当重视的。以下是一则我们在土皮太村进行的访谈。被采访对象是27岁的熊国花,她在家务农,有初中文化程度,我们采访她时,她正参加完在苗岭文化广场上的打歌活动欲回家去。在熊国花的表述中,当我们问到她“盛装”意义时,她用了两个字:“自豪”;当我们问了许多的打平村和土皮太村妇女“会不会以后有一天你们都不再穿盛装时?”她们都是异口同声:“永远不会!”,这是一种强大的自信力。
但是另一方面,苗族服饰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日渐势微,传统生活装已经大量使用汉装。
我们在问过多名苗族女子,她们都是既有传统的苗族服饰,也完全接受汉族服装。在购衣价值取向上以保暖、实用、性价比为基础,兼及考虑符合服饰观念的审美。她们完全不受品牌因素的影响,以买服饰单件为多,不过多考虑组件搭配,几乎不成套购买。虽然有些苗女对我们说她们是:“便宜的也买,贵的也买,只要中意”,但在我们问衣物最多是买过多少钱时,熊国花说是180元,我们再问如果一件上衣,冬天穿的,厚的,是要500元左右时,她们几乎都说不值得买。可见,“物有所值”是她们必须考虑的,而“所值”还必须符合她们的经验性消费观念。
熊国花是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的对苗族服饰文化接受得较好的苗族女性,许多如她般年龄的苗女,一般不会纺织,只会刺绣,而且只会挑花一种工艺,有的苗女的盛装是母亲做的,自己的手工很少。熊国花虽然是少数在村中能够说出几中纹样意蕴的绣女,只是她口中的“黄瓜心花”、“五星花”和“蝴蝶花”基本为象形描摹较明显的图案,无法说出稍抽象的纹样含义。
可见,打平村、土皮太村苗族服饰存在着现代化语境中的文化困境。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青年女子一方面对我们说本民族的衣服很好看,但是,另一方面却穿着汉装为多,体恤衫、毛衣、短裙、牛仔裤、打底裤、皮鞋等等,她们与城里的女性的穿着打扮一般无二,日常生活中穿戴民族便装的多为村寨的中老年女性。
其实,在整个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思考阶段,我们都贯穿着对于苗族传统服饰“永远不会变”的自信力的问寻,这份“力”的问寻缘何在?行何依?宿何往?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现实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体制的变化、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①、价值判断②以及价值取向选择等,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多种传播渠道和资讯形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将大量资讯延伸到苗家山寨,将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以及都市文化展示在他们面前,当地人,尤其是年青一代。他们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选择了后者,他们已经没有了祖辈、父辈的保守和害羞,毫不掩饰地大胆追求着流行服饰。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她们希望“通过穿同一种服饰获得与对方同等的立场”[8]P195的观念和做法无可厚非的,这也正是服装学领域中“模仿流动理论”③[9]P199在她们身上的充分体现。“一般地讲,上位的、城市的、装饰性的、新的东西都占优势,取代那些下位的、地方的、实用性的、旧的东西而完成变化,前者是被模仿的对象。”[8]P195在她们跟随外界时装潮流,穿着汉族服装,摒弃本族服装的行为下,传统的纺织、裁衣、刺绣等服饰工艺日益衰微也就在所难免,本应作为传承人的年幼的一代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服饰制作技艺的参与者,已不再愿意怀揣虔诚之心,花上两至三年时间去精心制作一套传统盛装。
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结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制约的”[10]P57。服饰同样作为一种艺术,由它所处的民族文化生境所制约,综上所述,昌宁苗族服饰目前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我们可以发现其既有存在的基础,但又面临着诸多困境,苗族服饰文化要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获得持久弥新的生命力,必将有赖于与之相协调的民族文化生境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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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共耈街乡委员会,耈街乡人民政府:《耈街乡基本情况汇报》,2014年12月。
2“衣食所安”出自春秋·鲁·左丘明《左传·庄公十年》。
3中共耈街乡委员会,耈街乡人民政府:《耈街乡基本情况汇报》。2014年12月。
4耈街乡乡长罗佳来:耈街乡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2月8日。
5打平村委会:《打平村委会苗族基本情况》,2015年2月。
6土皮太村村委会:《土皮太村基本情况》,2015年3月。
7李华敏,崔瑜琴提出情境因素又分为心理因子、环境因子、营销因子、时间因子、物质因子和互动因子等。
8据调查问卷数据。2013年2月10日—18日,采用访谈式方式,以封闭式问题为主,开放式问题为辅的设计,以苗族女性为调查对象,结合年龄、文化程度等指标,在土皮太村、打平村发放问卷100份,回收率、有效率100%。
9罗佳来:《耈街乡政府工作报告》,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2015年2月8日,第15页。
10据耈街乡人民政府提供资料。
11《昌宁县“五彩盛装”刺绣专业合作社章程》附于本章文末。
12昌宁县“五彩盛装”刺绣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员出资情况统计表》,2013年5月10日。
13耈街乡人民政府:《昌宁县苗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及产业扶持项目规划表》,2015年3月4日,第5页。
14这里的“女红”功夫不仅指刺绣,还指纺织。
15女,现年21岁,土皮太村村委会副主任,中专文化程度。
16打平村苗族村民杨正发口述。
17包括审美价值观念。
18包括审美判断。
19模仿流动理论,即指服装的新的形式的出现或旧的形式的改变,新形式被人们所接受、流传和普及开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