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界的族群理论主要有“原生论”“场景论”“族界论”“工具论”“辩证阐释论”等。族界理论认为,族群之间通过互动来实现自我归属感与被归属感,归属认同是族群区别的最重要特征。认同是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社会群体,族群认同存在着将社会划分为“我们”与“他们”类别的一种强烈的心理或情感成分1,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2,为地理空间与历史过程中族群互动的产物。而服饰承载着族群文化,是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外显形式之一,服饰的文化特征能够体现出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别。因此,服饰形式的主观归类与主观认同,可以标识内外,分辨族群边界。
昌宁县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服饰属于“对襟披肩裙装型”,与苗族的另两大类型贯首装与大襟装相区别,具代表意义的服装的样式为“十八件套盛装”,服饰的表现类型与其他民族不仅有较大差异,而且与苗族内部的其他支系的服饰也有区别,具有鲜明的标族规约的族徽功能与情境归属的族群认同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又普遍面临着一个同质化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异质化认同过程3,昌宁苗族服饰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的互动过程,“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与认同的冲突性趋势所塑造”4。我们以2006年首批入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昌宁苗族服饰为例,可以由主体的服饰行为观察族群的观念认同,进而对族群符号认同展开思考。
一、标族规约:苗族服饰的族徽表达与功能
族徽是外在标识族群特征的单纯、显著、易识的物象、图形或文字符号。其作用首先在于身份识别,其次能够表达情感与指令行动的意义。5从功能层面对民族服饰符号系统进行分类,在服饰作为标志符号时,苗族服饰具有族徽功能的对外标识与别异,对内契约与控制的作用,能够以服饰来进行标识与规约、指示与认同,辩族别异,认知归属。
(一)苗族服饰的族徽表达
清嘉庆时期,陈浩作《八十二种苗并说》,有手抄多版本,有谓亦称《百苗图》,据服饰色泽将苗族服饰分为“白苗”“花苗”“红苗”“青苗”“黑苗”等;《中国苗族服饰》据方言区与次方言区将苗族服饰分为黔东南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湘西型和海南型5型21式6;《苗族服饰文化》则分为湘西型、安顺型、清水江型、黔中南型、贯首型与海南型14型77式。7本文主要采用根据苗族服装的款式与类型分类法,认为昌宁县苗族妇女服饰属于“对襟装”中的“对襟披肩裙装型”,与“对襟装”中的“对襟裙装型”“对襟背牌裙装型”“对襟背搭裙装型”“斜襟裙装型”“对襟胸兜裙装型”“对襟短裙装型”“交襟裙装型”不同,具体在质、形、色、画(即纹饰)、饰等5个形式要素中体现出来。
1.材质·形制
苗族有“工纺织”“精于绣”的传统。昌宁县土皮太村、打平村苗族服饰主要采用麻布作为主要布料,以种植出的火麻的麻丝来纺线,用土布机织布。植麻,首先是当地自然条件的符合;其次,麻衣美观耐用,易于刷洗。以麻为服饰质地的少数民族不少,但以麻衣作为服饰主要材质的,以苗族服饰为最。《淮南子·齐俗》说:“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剃发。”“髽首”就是用麻掺发挽髻于头的两侧。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苎麻布有17升的精细度,既说明麻布作为殉葬物的宗教信仰意味,也说明了楚国麻制技术的水平。丝织与棉织兴起后使麻织逐渐衰落,但麻织业随着苗族的迁徙至今仍保留在西南各省苗族之中。织麻需要织机,我国古代织机的发展演变大致是原始腰机、斜织机、水平寇机。8现在打平村、土皮太村的纺线机为手摇单锭纺线机,织布机为卧式织机。
苗族妇女“对襟装”的类型款式有着相同的特征,最简明的表述就是:上装为对襟上衣,下装为百褶裙。由此基本型式中派生与变化成其他型式。如昌宁县苗族妇女服饰在基本型上,外穿无袖披肩,披肩后或吊挑花背牌,满足“对襟披肩裙装型”的款式特征。
有学者对尚存的苗族男装进行调查后认为在15种款式中有一式以云南省保山地区为标本地。“青布帕包头成圆形,上衣对襟长袖,小竖领。两襟及衣背全由织锦片制成,衣袖自肘至袖口为大片挑花乡片贴饰,两肩亦为挑花片装饰。衣背织锦纹饰为若干相连的棱形框,每个框内由五个相连成花的棱角组成,色彩红、黄、白相间,远视衣背花纹仿佛组成一件背心套在衣外。两袖花以浅红和白色配色为主。下穿长裤。腰系挑花飘带,后两张,前三张,宽约12厘米,浅红、黄色为主,长至胫,飘带脚饰黄色流苏。该式现已十分稀少,出现的场合亦不多见,逐渐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及节日中消失,仅成为人们珍藏怀旧的艺术精品。”9在我们对昌宁县苗族的调查中,已经寻不到这种“礼服化的男装式样”的踪迹。
2.色彩·纹饰
“色彩的不同的配合给我们不同的印象,所以色彩的配合自有一种表情。”10色彩是审美感觉中运用最普遍与最有冲击力的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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