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民俗文化对其早期武术发展的影响探析

    苗族武术是苗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凝聚了苗族人民的集体智慧,在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兼容并蓄,融合众多的文化元素,凸显了浓重的苗族文化特色。众所周知,苗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也是一个拥有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的民族,民俗文化一般可认为是群众创造、共享和传承的风俗技艺生活习惯等,苗族民俗文化受宗教及巫术等影响较深,具有鲜明的仪式文化特征。通观苗族民俗文化不难发现,以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等为特色的苗族原生宗教及传统巫术具有重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早期苗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立足今天的文化分析视角可认为,民俗文化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文化体系,既包含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方法,也包括处理问题的基本策略。有观点认为,作为原生宗教内核鬼神崇拜不仅构筑了巫文化的原型[1],还深化了巫傩文化与中国根文化、母文化、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2]。事实上,巫术起源于宗教之前,巫术主要是动作和技艺,而宗教是信仰和崇拜,巫术统属于宗教之内[3],今天看来苗族民俗文化应是一种伟大的民族文化创造,也是一门“科学”,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早期苗族社会为人们指点迷津,肩负保障民族生存繁衍的重要使命。综观前人研究不难发现,宏观意义上的民俗文化对武术形成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被证实,但关于苗族民俗文化对其早期苗族武术发展的影响依然缺少深入系统的研究。所以,采用文献资料、背景分析等研究方法,深刻认识苗族武术乃至我国传统武术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苗族民俗文化促使武术萌芽时期的社会文化基础的形成

    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远古时代,不同形式的斗争和民俗文化是最重要的两种社会文化元素,二者之间交融共进,逐渐构筑了当时苗族社会的主流文化基础,民俗文化环境为苗族武术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条件。

    1.1各种形式的争斗促成早期武术与民俗文化的结合

    在人类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原始社会,人们时刻都要面临各种形式的斗争,如果没有以民俗文化为依托的共同信仰,没有分工与合作很难生存下去,所以,在特定信仰指导下,在某些组织与纪律约束下的集体斗争技巧可认为是整个族群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保障,体现了集体生存的智慧。苗族是一个历经数次迁徙的古老民族,远古时期常和其他部落间为争夺生存物资或领地不断发生战争,战争中的格斗技巧和渔猎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需要强壮的体魄、精湛的技法和集体作战的配合意识。王震等研究认为,原始人完成进化后手足分工为武术萌芽的产生提供了契机,战争频发是其产生的轴心力量,武、舞的联合实现了萌芽时期的发展历程[4]。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团队作战、运用工具(原始器械)、总结击打技巧是技击术在群体中形成与传播的前提条件。但早期的技击之术应称之为“武艺”,算不上武术,武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5],为概念上的统一和研究的方便并尊重武术发展过程的连贯性,我们姑且将早期苗族社会中尚未发展完善的武术称为苗族“早期武术”。事实上,由于人们认知和归因水平的限制,一些带有“宿命”思想的制胜因素自然就被赋予更多的玄幻色彩,为以巫傩文化为代表的早期原生民俗文化融入创造了条件,于是苗族民俗文化和早期武术在这种环境中得以快速发展传播,并很快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1.2民俗文化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及民间尚武阶层的出现

    人的个体差异决定了人的社会角色和阶层的形成,早期的苗族社会亦是如此。以巫傩文化和各种崇拜主导民俗文化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塑造了人们的自然意识,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整个苗族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研究认为,不同的阶层演变为不同阶级,在阶级社会宗教具有阶级性,并且受其影响[6],而民俗文化几乎影响到苗族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早期的苗族社会,人们在自然界中生存与繁衍需要精神守护者,于是,沟通人界、天界和生物界的宗教文化就会在这种需求中产生获得进一步发展,并且被统治阶层重视。随着社会的进步,上层阶级的自我意识也逐渐增强,渴望能获得支配自然的强大力量,民俗文化成为他们内心修炼的一种精神依托,对神秘现象的探寻已不再是少数人的追求,这种追求已体现在生产生活、民俗活动、对外战争和祭祀驱鬼等活动中,宗教活动也逐渐成为武术发展的一个载体。民俗文化宣扬的“神力”便成为一种力量的象征,人的本能和神秘力量的结合更能使自身强大,也正是因此,民俗文化的影响力更加突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通过武术练习起来的强大力量能抵御各种看不见的邪恶力量的侵犯,而且有些巫傩仪式中也常出现武术动作,于是“巫武合一”便被认为是后来功法练习的精神追求之一,人们对正义的巫术的崇敬也体现了他们的宗教理想。民俗文化和武力的结合是人们寻求自身强大的又一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习武阶层的出现,所以,武力成为人们捍卫生存理想的重要手段,提升了早期苗族武术的社会地位。

    2民俗文化促进早期苗族武术发展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与中华武术中其他武术拳种一样,苗族武术也并非短期内形成的,整个体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路径比较清晰。技击动作的出现、套路功法的发展、武术风格与内涵的强化等都有苗族民俗文化尤其是巫傩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2.1民俗文化的传播促进早期苗族武术技击中善恶观的完善

    苗族民俗文化本身就有鲜明的善恶价值观,其中的巫傩文化较具代表性。就巫术而论,一般可分为黑巫术和白巫术两种,黑巫术通常以巫蛊和诅咒为主,寻求黑暗力量,但施术者通常要付出同等代价,乃至生命,为人唾弃;白巫术通常被称为吉巫术,常为人们祈福消灾,受人尊重,所以主流的苗族民俗文化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民俗文化在使苗族人由崇拜自然到教人向善的转变,在民俗文化的影响下苗族人坚信实施武力的行为必须以正气和正念为基础,而且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当然,巫术在一定的程度上也体现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认识自然和认识自身的结合为武术技击思想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苗族武术形成之初的简单的技击并没有彰显武术的玄妙之处,这段时期只是人的本能反应,并没有太多理性成分的参与,也缺乏对武术技击思想中的善恶观念进行系统思考。湘西花垣地区苗族至今还流传的剪尺拳,剪刀和尺子也曾是巫术器具,其中一招甚至叫“神尺降妖”。巫术在人们的意识中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法术,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为武术技击思想的发展设定了情感基调,即技击应以善念为指导。因此,立足更广泛的宏观视角不难发现,苗族人在实现宗教认知向自我认知转变的基础上,也进一步促进以巫文化为主导的苗族民俗文化与武术思想的结合,促进苗族武术技击向善的方向发展。

    2.2苗族民俗文化促进其早期武术套路与功法的发展

    苗族民俗文化非常注重仪式性,各种仪式可作为早期武术发展传播的重要载体,甚至有时武术动作演练就是仪式活动的关键内容,譬如在驱鬼仪式中的巫术活动。巫术是一种适用范围非常广泛的法术,而且在不同领域里的施法具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在驱鬼的仪式上,巫师的表情恐怖,演练出来的一连串动作凶狠有力,像是真的和恶魔鬼怪搏斗,经过艺术化加工连贯起来就自觉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久之则成为套路。胜瑞东研究认为,武术与巫术在“行招”要求的一致性,而且用铜鼓伴奏,反映了武术和巫术的一脉相承性[7]。苗族武术套路常以“合”为单位,要求一往一返每合动作都相同,在一合拳中左右势的动作也都相同,且每个套路合与合之间也都用一个相同的动作来衔接。通过对苗族巫傩仪式的观察分析不难发现,苗族武术套路和巫舞中的很多动作结构非常相似,具有明显的仪式性,据此可认为,巫舞也应是早期苗族武术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促因之一。王校中等研究认为,武术植根于民间,在充斥着神话传说、神灵崇拜、巫术等文化遗留的神秘环境中完成了自身的演进,并深受其影响[8]。在功法训练方面,民俗文化有自身的认知方式和体系,在当时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对武术训练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谭广鑫研究认为,武术还是一门独具中国特色的搏击艺术,其套路中的艺术表征源于原始巫术的影响[9]。结合前人的研究不难发现,如果说武术套路动作和巫术互相促进,那么武术套路的思想受民俗文化的影响较深。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将传统武术进行拆解不难发现,套路是一系列“打”“养”和“练”单个功能动作的组合,套路是由很多不同组合形式的动作组合连接起来的,套路练习是功法练习的重要形式和基础,在早期苗族武术中二者是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

    2.3苗族民俗文化强化了其传统武术的风格与内涵

    苗族武术源于人们的斗争实践,体现在对人体、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深刻认识,武术发展的背后体现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体系。在苗族,真正优秀的武术家一定是优秀的医者,因为没有扎实的医学做保障就很难摆脱伤病的困扰,武术的习练者很难走得远,一些在现代看来依然非常科学的功法练习体系就不可能被构建起来。真正的武者还是一个哲人,很注重内心的修为及对世界的思考,苗族武术亦是如此。民俗文化本身也蕴含着古老的哲学思想,对苗族武术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技击、套路的习练上,还对桩功、气功等各种奇妙功法的产生与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凸显了武术的哲理性。在心理层面,民俗文化对武术习练者在心理品质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潜在要求。由于,其在早期苗族社会文化中的基础地位,对其他文化具有一定的串联粘合作用,而武术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与心理、道德等方面的关联性,也可认为民俗文化对武术伦理道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据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也正是民俗文化影响下的心理、医学及伦理道德体系隐性的严格要求使早期苗族武术的技击、套路、功法结合起来,早期苗族武术才真正能逐渐发展成为武术,才有可能在苗族社会数千年发展中具有旺盛生命力。

    3苗族民俗文化促进早期苗族武术心理与道德塑造

    早期苗族传统武术在不同地域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早期苗族武术习练者的心理,并进一步促进了苗族传统武术伦理道德体系的形成,为早期苗族武术的发展开辟新路。

    3.1对苗族人的内心具有疏导与规范作用

    在民俗文化体系中一些神秘文化自上层社会流向民间,极强的心灵统摄功能使其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之一,也使人们更早的关注自身内心深处的力量,在一定的程度上唤起了苗族传统武术对人内心修炼的思考。迄今为止,苗族神秘文化中的很多现象至今仍无法破解,正是这种无法破解的神秘本身使更多的人笃信神力的存在,使人们对“术”有更多的关注,更对古老的民俗文化坚信不疑。但这种“术”与“法”并非每个人都能轻易习得,所以,长时间的知识学习与心灵修炼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在修炼过程中,习练者都希望能有所悟、有所得。也许正是这种修炼的本身,奠定了苗族人追求内心修为的先河,使他们在正念的引领下实现内心的清静、祥和、集中、内敛,进而通过某种疏导实现特定的武术习练规范。从现代心理学来看,这种品质不仅是习武之人的必备心理品质,更是人们追求生活幸福和健康的必要路径。事实上,学界讨论较多的巫与武的关系也可认为是民俗文化和武术关系的具体体现,张大伟等认为,宗教文化为中国武术的孕育和发展提高提供了源泉、借鉴与客观条件,武术也传承了宗教的文化理念并推动各个宗教的不断发展与完善[10]。所以,可认为民俗文化辐射效应对苗族人内心的疏导和规范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3.2促进了苗族传统武术伦理道德体系的形成

    一直以来,从被苗族社会广泛认可的民俗文化来看,其本身并没有偏离人类追求正义、力量、善良的追求,这和我国各民族的民俗文化价值观都是一致的。苗族民俗文化体系也印证了一种早期中国社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关系,倾向于驱人向善。譬如,苗族民俗文化中的“呼清”文化,就体现了“人不见天眼见,人不罚鬼神罚”的报应规律[11]。民俗文化中的巫术是一种人们企图通过特殊的仪式和咒语等从自然界中获取强大能量的手段,这对武术的习练者来讲并不陌生,甚至很多人都有相似的追求,心存邪念者几乎都要付出沉重代价,以失败而告终,正是这种认知促使武术的发展恪守自身严格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在追求功力的同时遵循正确的道路,不为其他的不健康的思想所蛊惑。安然、平和、娴静的内心也是武术习练的必然追求,武术习练者还会从相关的反面教材中汲取经验和教训,避免自身心有邪念。蔡尚齐等对清代武术研究认为,民间宗教对清代武术的传播、武德发展及与神仙玄虚思想的结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这种文化的长时间影响,结合人们不断的总结,习武的必备要求逐渐被大家所认知,相关的相对复杂的礼节性的规定逐渐形成,对习武之人进行严格的约束和心理规导,人们的是非观日益清晰,相关的伦理道德体系日渐形成。

    4结语

    作为苗族最古老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武术和民俗文化在同一个时空里长期并存,他们之间也曾有过某些相似的精神追求,这种存在形式的本身就以客观证明了二者之间具有割不断的联系。在传统民俗文化支离破碎的史料中,依稀能看到苗族传统武术发展的痕迹,通过对二者关系的深入探索我们能清晰地认识苗族武术早期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在文化迅速衍变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牢记武术这一博大精深的精神文化本质,牢记苗族武术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对了解我国传统武术的发展历史仍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如今,苗族民俗文化虽然作为一种落后社会生产力背景下的文化形态,但也有可能会在苗族人的生活中传承下去。从苗族古老民俗文化的视角对苗族传统武术的早期发展进行一次相对客观分析论辩能为我们更深刻的认识苗族传统武术文化提供另一种视角,从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早期苗族武术的演进历程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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