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疆维吾尔族织绣文化与中原的交流

    一、中原儒释道传统文化在东疆维吾尔族织纹样题材中的沉淀

    （一）神仙题材在晋唐东疆织绣中的出现及在后世维吾尔族刺绣中的延续

    晋唐时期东疆地区的织物面貌可见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出土中的各种织物，以织锦最为典型。随着东汉谶纬神学的盛行，儒学亦被赋予了宗教色彩，随着东汉末年的道教兴起，大量的神仙、瑞兽题材开始出现在汉锦中，随着丝绸之路上贸易的频繁往来，这种神仙思想以及代表神仙文化的大量纹样开始在东疆地区的维吾尔先民中传播流行。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遗存的晋唐织绣中也出现有龙凤等瑞兽纹样，如东晋“织成履”鞋头所饰的面首相对的龙纹、南北朝“共命鸟纹刺绣”中的两条立式龙纹与两条蜥蜴状龙纹;再如南北朝时期“夔纹锦”中的奔跑的格律化龙纹、唐代“联珠龙纹绮”中作为适合纹样出现在联珠团窠骨架中的对称龙纹等。龙纹发展至清代已然超越其他瑞兽成为帝王皇权的象征，随后逐渐传入民间，成为维吾尔族民间刺绣纹样的题材之一。而凤纹则逐渐写实化、生活化，与植物花卉搭配出现在织物中，如381号墓出土的唐代“真红地花鸟凤蝶纹锦”中的凤纹就口衔花枝与牡丹团花、蝴蝶、小鸟搭配出现，出土于吐鲁番胜金口佛寺的“红地飞凤蛱蝶团花锦”中的凤纹亦与团状瑞花及蝴蝶搭配，其尾部呈曲卷藤蔓卷云状，这种造型的凤纹在近世的维吾尔族刺绣中亦常能见到。

    除此之外，典型的道家神仙题材纹样云纹也大量地出现在织锦中，其中相较于汉唐时期穿梭在云气缭绕的带状云纹中的驾鹤西游的仙人造型不同，近世维吾尔族刺绣中的云纹已逐渐变化成朵云状的装饰化如意云纹，仙鹤纹样也从配纹中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或飞、或立于潮头之上的代表文人气息与身份象征的瑞禽，但是此时的仙鹤多口衔寿桃与灵芝，这种图式的形成也多与仙鹤在道家文化中的超然地位有关。作为神仙关系最为密切的仙禽，鹤的地位不容动摇，在当下的维吾尔族刺绣中仙鹤纹样依然在使用，多与松树、绶带组成寓意长寿的吉祥纹样。除此之外，道家八仙的人物形象也出现在近世维吾尔族的刺绣中，代表八仙的器物纹样“暗八仙”在近世乃至当下的维吾尔刺绣中依然使用，这些都反映出在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背景之下，源自中原汉地的道家神仙思想对维吾尔族文化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二）晋唐汉地佛教文化中的新生纹样在东疆维吾尔族刺绣中的使用

    晋唐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伴随着佛教文化一同传入的纹样题材，如莲花纹样、忍冬纹样、华盖与宝瓶纹样，以及孔雀纹样、联珠纹样等，经过中原织绣文化的改造后回授东疆，并对当地的织绣图式与造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类纹样部分在近世与当下东疆的维吾尔族刺绣中依然使用。

    莲花纹除了代表佛教的“净土”之外，在中原地区莲花还被赋予了出尘、高洁的人格化特征，其形象大量地出现在诗词与画作中。吐鲁番阿斯塔那遗存织物中的莲花纹样多为莲花宝座、仰面莲花、蓬莲卷叶纹及宝相莲花与后世出现在吐鲁番与哈密刺绣中的莲花造型有所不同。近世吐鲁番、哈密的莲花纹样受汉地文人绘画的影响多以写实的造型出现，但是随着清代吉祥文化的盛行，生发出了较为固定的搭配模式，常与鱼纹、鸳鸯搭配或以并蒂莲的形式出现，以暗喻美好的爱情，这种搭配方式在当下的维吾尔族刺绣中较为常见，且莲花纹样作为一种外来题材在当下的维吾尔族刺绣中却成为了与牡丹、菊花等外来花卉地位等同的植物纹样，由此可见时至今日维吾尔人对莲花的喜爱程度不减反增。

    孔雀纹样在维吾尔族民间的地位与凤凰在汉族人中的地位等同，是华贵、美丽的象征。在阿斯塔那墓葬中出现过孔雀纹样，如上文中提到的北凉“藏青地禽兽纹锦”以及“联珠孔雀纹锦”覆面中都出现了不同造型的孔雀纹，这种纹样早期虽然属于随佛教文化传入的外来纹样，但是在近世与当下的维吾尔族刺绣里为数不多的动物纹样中孔雀是使用最多的纹样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豢养孔雀的维吾尔族家庭不在少数，如今维吾尔族刺绣中的孔雀纹样与阿斯塔那墓葬中的孔雀纹样在造型上明显不同，但与近世的凤凰造型却较为相似，一些受中原绘画影响的写实性孔雀纹样也出现在刺绣中，虽然在造型上没有明显的延续，但是孔雀纹样在维吾尔织绣中流传最早的实证还是出现在晋唐的阿斯塔那墓葬织绣中，不排除历史中印度文化直接对东疆民众艺术的影响，但是现今东疆维吾尔族中孔雀与牡丹的固定搭配模式却还是源自中原。如唐代中原的孔雀纹样，除了在阿斯塔那墓葬织锦中出现的颈系绶带、口衔绶带与瑞物的孔雀形象外，鸟踏花枝及与牡丹、莲花搭配使用的写实性孔雀纹样也大量地出现在铜镜、银器方盒与石刻等载体之上。虽然在东疆地区没有此类纹样的实物参照，但是就唐代中原与西域频繁的贸易往来，及在后世中出现的此类造型，都从侧面印证了此地的该类纹样源自中原。尤其是牡丹虽属中原之物却伴随着清代吉祥图式在东疆维吾尔族刺绣中的大量使用，将与牡丹固定搭配的凤鸟纹样换成维吾尔人所熟识的孔雀纹样，以此来暗喻富贵也不是不可能的。

    华盖纹与宝瓶纹是佛教的八宝纹样之一，在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南北朝至唐时期的织物中就有所见，如“狮象纹锦”中出现的华盖纹、“黄地簇四卷云对兽日神锦”与“联珠龙纹绮”中的宝瓶纹，这类纹样发展至元代已有了固定的组合搭配。近世与当下东疆维吾尔族刺绣中的此类纹样借鉴了清代官服中的“八宝”纹，与清代维吾尔族刺绣中八宝的组合方式不同，发展至当下八宝纹样已逐渐单独使用，尤其是宝瓶纹受中原吉祥文化与中原绘画中的清供图式的影响多为插花宝瓶，寓意富贵太平。

    二、汉代中原传统纹样在东疆遗存织物中的出现与当代维吾尔族刺绣中的留存

    当下东疆维吾尔族织绣中出现的几种几何纹样也源自中原。如菱格纹，最早出现在商代的织物中，春秋战国有大菱格与小菱格套用的“杯纹”，这种样式可见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唐代“紫色菱纹罗”，在近世东疆维吾尔族的织绣中也有类似的纹样。再有，民丰县尼雅遗址10号房址出土的东汉“龟甲四瓣花纹罽”与阿斯塔那317号墓中的唐代“龟背纹锦覆面”都出现有龟背纹，这种样式源于我国古代的占卜之术，以六角形连续状的几何骨架分割构图，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当下东疆维吾尔族的印染布料上依然还有龟背纹样，该纹样的造型与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龟甲四瓣花纹”非常相似，龟背纹也还少量地出现在织绣中。除此之外，中原的柿蒂纹与回纹在目前东疆维吾尔族的刺绣中依然使用，这也是中原传统文化在东疆维吾尔族织绣中延续的有力证明。

    最值得注意的是牡丹纹与蝴蝶纹这两种当下东疆维吾尔族刺绣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中原传统纹样，早期见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的唐代“真红地花鸟凤蝶纹锦”之中。牡丹作为中原的“花中之王”，在民俗中常与“富贵”“盛世”相联系，是自唐代开始装饰艺术中应用范围最广、传承历史最久的花卉纹样。而蝴蝶纹样，因“蝶”谐“耋”，也多作为牡丹等花卉纹样的配纹使用，常具富贵长寿之意，这种纹样在近世乃至现当代的维吾尔族刺绣中都是最为常见与重要的纹样，尤其是在当下的哈密维吾尔族刺绣中，花头大而艳丽的各种牡丹纹样出现在各种织物之上装点着当地人的生活，甚至成为了哈密维吾尔族的象征性纹样。

    三、回授至东疆维吾尔中的“转基因”纹样

    阿斯塔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联珠纹织物，不胜枚举。联珠纹源自萨珊波斯图式，由西域进入中原后经过改造，将团窠中的独立纹样变为对称的“陵阳公样”，团窠也逐渐发展成为卷草纹与盘绦纹，独窠变为双窠，进而转化为宝相花与团花，随着在中原的传播联珠纹样中的宗教含义也逐渐弱化甚至消失，回授至东疆时多作为适销纹样出口至国外，联珠纹在当下的东疆维吾尔刺绣中依然能够见到，也证实了联珠纹样在维吾尔族中传承之悠久。

    除此之外，基于忍冬纹与卷云纹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卷草纹在近世与当下的维吾尔族刺绣中亦能见到，相较于南疆地区的以植物藤蔓为主体的几何化、秩序化的藤蔓卷草纹而言，东疆流行的卷草纹多以“唐草”与缠枝花卉的样式出现，造型相对感性，纹样中突出花头的造型，弱化藤蔓枝叶，这种纹样在阿斯塔那古墓屏风画中仕女的“半臂”上出现，与最初的忍冬纹在造型与图式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从半臂上通体卷草的花纹装饰中可见此时的卷草纹已脱离了早期的配纹成为了主体花卉纹样，这种缠枝卷草在当下的吐鲁番与哈密的维吾尔族刺绣中大量出现，多为服饰及家用绣品的边饰花纹。

    四、明清吉祥纹样在近世维吾尔族刺绣中的使用与变异

    明清时期的装饰纹样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这种观念也直接影响了东疆维吾尔族的刺绣纹样，近世维吾尔族的刺绣纹样大体都含有“富、贵、寿、喜”等吉祥寓意，可以说吉祥文化基本贯穿于近世维吾尔刺绣艺术之中。早在晋唐时期，中原吉祥文化在新疆地区就有萌芽征兆，如民丰尼雅遗址、若羌楼兰故城孤台古墓、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群中均出土了大量饰有吉祥汉字的织锦，北朝（公元420-581年）时期的“绿地对鸟对羊灯饰纹锦”中的对鸡与对羊也具有吉祥寓意，可见吉祥文化在当时就已初见端倪。受中原吉祥图式的影响，近世东疆维吾尔族的刺绣中出现了大量的与中原文化寓意相同的图式纹样。

    但是这些吉祥图式在东疆维吾尔族刺绣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拿来主义，经过维吾尔人的独特理解很多图式发生了改变。

    五、清代官补纹样与贵族服饰纹样在近世与当代维吾尔刺绣中的传播

    纹样的来源成为近世东疆维吾尔族刺绣题材的一大特征。清代回王在建府之初，从中原带入了200位技艺高超的绣娘为回王府的官员服务（虽然在王府的纪念碑文上对于由中原带来200位绣娘之事未有记录，但是此事在民间却广为流传），这些绣娘将中原先进的刺绣工艺与流行的图式纹样带入该地，进而传入民间，这在遗存的近世纹样类型与当下依然使用的刺绣纹样题材中可以得到有效的见证。最为有力的证明是官补纹样与宫廷服饰中的固定题材在当地民间的大量传播，如仙鹤、锦鸡、白鹇、鹭鸶、练雀等新疆地区并不豢养的禽鸟，包括孔雀、鹌鹑、凤鸟等纹样题材在当地维吾尔族民间的大量使用，除此之外龙纹、蝙蝠、各类“八宝”纹样与“暗八仙”的出现也是受到清代官服纹样的间接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海水江崖纹样”在民间刺绣中的使用，这也是作为服饰体制并不严苛的东疆维吾尔族刺绣文化的民间化、民俗化走向的见证，也构成了东疆维吾尔族刺绣纹样的一大特征。上述的各种纹样在当下中原日常文化中几乎消失殆尽，在东疆尤其是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中却依然沿用，在一些重大的节庆场合，穿着绣有海水江崖纹样与团鹤、八宝等纹样的传统服饰的维吾尔族人群虽也属罕见，但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结语

    近年来东疆维吾尔族的刺绣纹样元素除了石榴、葡萄等纹样外，最显著的一大特点是源自中原的花卉纹样在刺绣中的大量使用，其中最具代表的纹样为牡丹、菊花、莲花、桃花、佛手、桃子等题材，虽然造型样式并不多，且表现手法单一固定，多为对称均衡构图，但是却在维吾尔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近年来一些历史中出现的即将消失的动物纹样在维吾尔族刺绣中有了逐渐复苏的势头，少量的人物场景纹样也开始出现，这打破了以往人们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不使用人物和动物纹样装饰生活的固定认知，这也成为了东疆维吾尔族刺绣与南疆纺织、印染纹样在题材范畴上的最大差异。一些继承了传统的图式纹样与新型的创新性纹样同时出现在了当下维吾尔族的刺绣中，也迎来了维吾尔族织绣文化与中原文化更深入的交流与碰撞。由此我们或可以说，作为当代新疆维吾尔族刺绣的代表，东疆维吾尔族的刺绣的特色是在与中原的不断交流中形成的，反之，中原各族织绣文化也以这种交流传播的方式直接参与了新疆维吾尔族织绣文化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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