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每个月的第五日都可称为端午。但是，以端午为节日，记载最多的还是五月初五。端午吃粽子，龙舟竞渡，在大门上悬艾辟邪成为习俗。端午为唐官方节日，朝廷依照惯例举行宴会，并有大量赏赐。
端午的节俗很多，各地也不尽一致，以荆楚地区而言，则主要有几种习俗：
众所周知，端午节的一项重要节日活动是纪念屈原的龙舟竞渡。但龙舟竞渡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已经存在。《事务原始》引《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今龙舟是也。”即使在屈原本人的诗作中，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竞渡的风俗来。如《楚辞·涉江》中就有“乘龄船余上玩兮，齐昊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凝滞。朝发枉睹兮，夕宿辰阳”。屈原所乘的这种狭长而轻小的般船实际上也就是当时一种竞渡所用的船，乘着“龄船”顺沉水而上，船桨齐划，冲击着层层波浪，清晨乘船从枉诸出发，晚上就可留宿辰阳。这种众桨齐划的轻快小船正是竞渡风俗的一种反映。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与《端午的历史教育》论文中考证认为：古代的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龙子”的身份，借以巩固本身的被保护权，他们不仅有断发文身的风俗，而且每年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在急鼓声中乘坐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进行竞渡游戏，绘图腾神，以取乐。这便是竞渡习俗的由来。此说颇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龙舟竞渡作为水上的竞技活动不仅仅是越人的习俗，其他民族也有此俗。1935年在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鉴、1965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战国时“嵌错赏功宴乐铜壶”上，都有竞龙舟的图案。龙舟竞渡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所以清代大史学家赵翼在《咳余丛考》中说：“竞渡不独端午日也，今江浙间多用春日，疑非本意。”
但是总体来看，龙舟竞渡是以沉湘一带为中心的南方风俗。
《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揖以拯之，炯舟取其轻利，谓下之尧，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隋书·地理志下》也说：“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汩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掉争归，竟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揖齐驰，掉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隋唐佳话》卷下也说：
“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已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
我们注意到，唐代长江流域赛龙舟一般是由水乡人民自发进行的。元棋的《竞舟》诗描写了民间竞渡风俗和竞渡之前的准备工作，诗中前半部分写道：
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
买舟俊一竞，竞敛贫者球。
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
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
此时集丁壮，习竞南亩头。
朝饮村社酒，暮推邻舍牛。
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钵。
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
君侯撰良吉，会客陈膳羞。
画鸽来四合，大竞长江流。
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
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
这首诗虽然是以讽喻的手法，告诫人们不要为竞渡而妨农害时，但它给我们留下了很珍贵的江南水乡竞渡的民俗史料。
唐代端午龙舟竞渡尤其值得一道。在唐代全盛时期，经济繁荣，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在节日娱乐方面，一方面是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另一方面民间的一些风俗活动也受到官府的支持。
因此，竞渡之风尤为鼎盛。张说《岳州观竞渡》诗中描写当时竞渡情景道：“画作飞尧艇，双双竞拂流。低装山色变，急掉水华浮。”“鼓发南湖楼，标争西骚楼。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遒。”龙舟竞渡时，箫管奏鸣古老的祭祀乐章，船夫唱起高亢激越的船歌，乐声、歌声、桨声、水波声合奏出一曲壮阔的交响乐。如储光羲《官庄池观竞渡》诗所写的：“落日吹箫管，清池发掉歌。船争先后渡，岸击去来波。”而描写唐代龙舟竞渡以张建封《竞渡歌》最为生动，读后如身临其境。抄录如下：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
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罗衣破晕香，银权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掉影释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
前船抡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挠。
疮眉血首争不定，输案一朋心似烧。
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
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
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裤时。
通过这首《竞渡歌》的描述可以得知，竞渡时两岸仕女如云，罗衣成群，银钗映日，观者如堵。这里绘声绘色描述的双龙竞渡的激烈场面很是惊心动魄。这场竞渡由官府主持，赏赢罚输，故竞渡中两船还起了争斗事件。据《古今图书集成》引马令《南唐书》记载：郡县村社每年端午竞渡时，由官府赏给彩缎，两两较其迟速以定胜负，如夺得锦标者，加赏银碗一双，称之为“打标”。
此俗一直到五代皆是如此。当然，每年这样大规模的竞渡比赛，势必影响到农时与生产，也遭到一些有识之士的反对。据《永州府志》记载，五代时萧结愤怒地在其符上批道：“秧开五叶，蚕长三绵，人皆忙迫，划甚闲船。”太守看了以后，也感到惭愧，下令停止竞渡。
悬艾之习在荆楚地区较为普遍，《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攘毒气。”又云：“以五彩丝系臂，名日辟兵，令人不病瘟。”有资料表明，这种习俗以后仍存在。
唐代虽缺乏此类记载，但结合以后的事例，可以判断其是早有渊源的。
菖蒲酒和雄黄酒是端午节供人们饮用的专门酒类。在唐代，人们在端午节这天都要饮菖蒲酒或雄黄酒，以辟邪除疫。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痰，久服耳目聪明”，可见，端午节饮葛蒲酒是一种有益的风俗。与此相反，端午节饮雄黄酒却是一种有害的风俗，这是因为雄黄有毒，具有杀虫解毒的作用，以此配酒，虽然能起到抑制细菌的作用，但对人体也有很大的毒害，不应内服。有些地区，端午节也饮用艾酒，如冯货《云仙杂记》卷一《洛阳岁节》引《金门岁节》云：“洛阳人家，……端午术羹艾酒。”唐朝时期，每逢端午，朝廷和许多家庭都要分别举行宴会。在一般民众的家庭宴会上，除了吃粽子、粉团，饮葛蒲、雄黄酒外，还讲究吃新鲜蔬菜，民间称之为“尝新”。
我们认为，端午节俗体现了唐人的民俗观念及对时间的理解。端午的节俗很多，无论是悬艾、佩彩丝、食粽，还是竞渡、采药，都脱离不了其避灾除祸的原始意义。
吃粽子是唐代端午的重要习俗。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载：“唐岁时节物……五月五日则有百索粽子。”“百索”即是五色彩丝，它又名朱索、长命缕、续命缕等，端午节有将五色彩丝系在臂上，或悬在门上，以避兵止恶的习俗。百索粽子就是用五色彩丝扎缚的粽子，虽然唐代始有“百索粽子”之名，但它早在南朝时期就已经非常普遍了。据南朝梁人吴均的《续齐谐记》记载：
“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间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株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糠叶、五花丝，遗风也。”
除传统的“百索粽子”外，唐代端午节还出现了不少新品种的粽子，最著名的是九子粽，因其用彩线将九个粽子扎在一起而得名。唐代不少诗人歌咏过九子粽，如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一诗云：“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
粽子又叫“角黍”，据《风俗通》记载：在节日前一天，用葫芦叶裹薪米，以淳浓灰汁煮熟，于端午节吃。当时，吃粽子并无特殊的纪念意义，只是当做一种时令食品而已。俗有“食过五月粽，寒衣收人柜”、“未食五月粽，寒衣不敢送”之谚，意思是粽子一出现，岁序便转人夏季，这是一年生活转折点的信号，不单单是点缀节景。在五月仲夏，酷热季节将临之际，吃这种米制凉食，用葫芦叶包裹，用灰汁煮熟，其色、香、味都别具特色，吃后能清热降火，胃肠舒适，不失为时令佳品。在此时，人们要全面换上夏装，以轻薄凉爽为宜。
端午节的食品之一是精制“角黍”。这是荆楚地区普遍盛行的一种风俗，其意在祭奠屈原。对此，梁吴均《续齐谐记》言之甚明，称：
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阁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徕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忆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徕叶，皆汩罗之遗风也。
吴均这里讲述了筒粽改糠叶粽的由来和投粽于水的目的。
那么，粽子为什么又称作“角黍”呢？据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裹勃米”条引《岁时杂记》说：
端午因古人筒米，而以旅叶裹私米，名日角黍相遗，俗作粽。或加之以枣，或以糖，近年又加松柔、胡桃、姜桂、磨香之类，近代多烧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古词云：“角泰包金，香蒲切玉。”
这种粽子的由来或称谓可参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五《谷部四·粽》（第78页），无须详说。
有资料表明，荆楚地区端午精制的粽子除了投人水中以祭奠屈原外，还有其他用途，诸如节日自食、馈赠亲朋、祭祀祖先、小儿佩戴辟邪和送斋僧道等。这似乎从一个侧面又证实民间信仰多功能的特色。
隋唐时期，端午节从风俗形式上都继承了前朝。但是，从性质上讲，原来有特定意义的节日风俗活动，到此大多演变为节日娱乐活动。“恶日”已不恶，逢凶化吉，充满了节日的欢乐。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序》中记述了皇宫端午日盛况，当时玄宗召来儒雅臣僚，大张筵席，“广殿肃而清气生，列树深而长风至”。这时内廷御厨们更为忙活，“厨人尝散热之撰，酒正行逃暑之饮。危捐恶鸟、蛆献肥龟、新筒裹练、香芦角黍……罩洽风味”。本来端午节正值仲夏酷暑将临之时，而宫廷殿阁里却无丝毫暑气，树深阴浓，长风徐徐。面对美味佳肴、醇醒琼液，这位爱好享乐的风流皇帝怎能不沉醉？怎能不感到“自足自乐”？至于联想到端午节的上古遗俗，他仅“感婆婆于孝女（曹娥），悯枯稿之忠臣（屈原）而已哉”！他最感兴趣的是“叹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所以宴会君臣酬唱，吟诗作赋，让臣下给他歌功颂德赋应制之作。
唐代宫廷端午宴和其他佳节类似的一点，就是皇帝照例对大臣有所赏赐，以示恩宠。最常赐之物是夏令的扇子。《唐会要》记载：贞观八年（644年）五月五日，唐太宗御笔亲题“莺”、“凤”、“蝶”、“龙”等字样于扇上。唐太宗本来就爱好书法，常与大书法家褚遂良等探讨书法艺术，他死后还要将王羲之《兰亭序》真迹陪葬昭陵。唐太宗本人的书法也颇有造诣，御笔题写的这几字全用飞白书艺术方法，笔势奇绝，游龙走蛇。唐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及吏部尚书杨师道说：“五月旧俗，必用服玩相贺。今联各赐君飞白扇二。”遂以扇赐宠臣。《新唐书·礼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常在五月五日奠衣扇于诸陵来祀祖宗。唐代还有赏赐衣带的习俗。《中华古今注》云，唐贞观年间端午节，赐给文官黑玳瑁腰带，武官黑银腰带。《旧唐书·李元绒传》载，李元绒曾于五月五日受赐紫服金鱼而感到宠幸无比。除赐宝扇玉带之外，还赏赐百索粽子。
窦叔向就有一首《端午日恩赐百索》诗感激涕零地写道：
仙宫长命缕，端午降殊私。
事盛蛟龙见，恩深犬马知。
余生倘可续，终冀答明时。
唐玄宗时端午娱乐活动别出心裁。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置于盘中，再制作纤巧的小角弓，架箭射盘中的粉团，射中者得食之。因为小粉团滑腻而小，颇难射中。这本是宫中游戏，后来传遍长安都城，时人都仿效之，射粉团成了端午节一种风俗。射粉团作为一种游戏尚可言，唐玄宗在五月五日端午佳节的有些作为就令人难以启齿了。有一年端午，他与杨贵妃避暑于兴庆宫，昼寝于池畔的水殿中，一群宫妃殡女倚栏观水中雌雄鸳鸯游戏，而唐玄宗拥搂着贵妃在绢帐内对宫缤们说：“尔等爱水中鸳鸯，争如我被底鸳鸯！”由此也可看出宫廷节日生活风俗荒淫的一个侧面。
《宫斋随笔》记载：“唐世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词多用其事。”再参照其他有关资料来看，唐代宫廷确实讲究五月五日铸新镜。（（镜龙记》记载：唐天宝三年（744年），扬州进水中镜一面，镜面直径九寸，青莹耀目，镜背有盘龙纹饰。据进镜官李守泰说，铸此镜时，有一位自称姓龙名护的老人对铸镜工匠吕辉曰：“老人解造真龙镜。”老人遂人炉所，闭炉三日，后开炉突然不见人，在炉前却获得一素绢，上书：
“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时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吕辉看后，移炉于扬子江心，以五月五日时铸成这面宝镜。
据说此镜很神，过了七年遇大早，召来道士叶法善祀镜，镜背上的龙口忽生白气，须臾满殿，甘雨如注。这固然是一个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五月五日扬子江心所铸的镜是否有此神奇姑且不论，但唐代确实有此讲究。《唐国史补》也记载：“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六七十炼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白居易曾就此事作过《讽谏百炼镜》诗：“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午时镜。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又云：“太宗常以人为镜，鉴今鉴古不鉴容。凡知天子别有镜，不易扬州百炼铜。”
唐代民间端午风俗活动形式也类似前代。像《西阳杂姐》就记载：“北方妇人，五日进五时图、五时花，施之帐。上。是日又进长命缕，晚装绳结，皆为人像带之。”长命缕上文已提及，此时制作上有所不同，用丝缕结成人形，更有装饰性。五时图则是五毒图之前身，此俗一直影响到明清时期。五时花则是石榴花，五月正是榴花吐艳之时。唐代角粽子也花样翻新。《文昌杂芦》记载：“唐时五日，有百索粽，又有九子粽。”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诗中就有：
“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四时花竞巧，九子棕争新。”如前边所提到的“百索粽”还是唐代皇帝赏赐臣下的食品。
端午节还有躲午的习俗，此种习俗源于一种信仰，即：五月为“恶月”，五日为“恶日”，瘟疫蔓延，重五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所以父母都将未满周岁的儿女带往外婆家躲避，以逃脱灾祸，故称躲午。这无疑是古代科学不发达而产生的观念，因为五月酷暑将至，蚊虫滋生，在没有医疗卫生设备的民间，容易发生传染病，遂给人们带来一种恐惧心理，于是产生躲午习俗，如今这一节日的一些古老习俗已经随着社会变迁而消失了，但吃粽子、赛龙舟等习俗仍然流行。
皖公网安备 3401920200009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