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与蒙古族文化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藏传佛教是传入西藏佛教的一个分支，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喇嘛教。这个宗教是以密宗传承为主要特色，在元朝统一后，慢慢渗透到蒙古族人民的思想与生活中。使蒙古族的文化打上藏传佛教的标志。
那么，下面随小编一起来看一下蒙古族文化吧！

藏传佛教初传蒙古族地区的特点
第一，政治色彩浓厚。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依靠的是蒙古族统治者政权的支持，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阔端在给予萨迦派藏传佛教统治地位的同时，也与萨班商议好了西藏归顺的条件。忽必烈同样借助宗教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通过八思巴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八思巴也以忽必烈的支持来保证萨迦派在西藏的地位。

第二，迎合心理。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蒙古人的心理，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出家的僧侣可以娶妻、生子、吃肉等，对蒙古族没有太大的约束，方便他们的修行，蒙古族也需要一种比萨满教更富人文关怀和具一神权威信仰的宗教。

第三，借助萨满教。当时蒙古族的统治者对宗教实行平等政策，传统信仰萨满教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在民间的作用依然很大。藏传佛教在传入蒙古族地区时，为使其教义被接受，也往往以萨满教的形式传播。此时的藏传佛教对信仰萨满教的广大蒙古族人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当时的藏传佛教只在蒙古族上层流行，并未深入到蒙古草原地区。当元朝统治结束的时候，失去依托的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很快消失，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中断，虽然也有部分僧侣留下继续活动，但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三次政教结合与三次传播机遇
蒙古族统治者十分注意利用宗教来达到其政治目的，这就为藏传佛教能够被蒙古族统治者接受创造了条件。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经历了三次政教结合，每次结合都为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传播创造了机遇。

第一次政教结合始于阔端和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面，完成于忽必烈和八思巴时期。13世纪，扩张中的蒙古军队需要将西藏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混乱的西藏宗教派别都想取得宗教的统治地位。这种政治和宗教的相互需要促成了1247年的凉州会面，为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创造了契机。此后蒙古族上层接受了藏传佛教。

第二次是1578年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仰华寺会面。俺答汗不断征讨蒙古各部落，他需要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崛起的格鲁派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靠山来打击敌对势力。这种因素促成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会面，这为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获得了第二次机遇。此后，藏传佛教向东蒙古地区迅速传播。

第三次是卫拉特迎请格鲁派使者传教，固始汗进驻西藏。卫拉特遭受了百年的战争，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壮大实力，抵制其他各部的进攻，同时将自己的政治势力扩展到西藏。这时候的卫拉特急需要一个可以建立统一思想、加强思想控制的工具；此时的格鲁派面对敌对势力的打击，形势危急，需要卫拉特的军队来保护自己，这种形势下促成了第三次政教结合。格鲁派在西蒙古卫拉特地区大力传播，最终成为全蒙古族的最主要信仰。

佛教对萨满教的改造以及对游牧经济的推动作用
作为蒙古族传统信仰的萨满教，没有完整的信仰体系和系统的哲学理论，其宗教活动具有浓厚巫术色彩和随意性，是对自然压迫的反映。萨满巫师作为沟通天人的唯一的途径，凌驾于王权之上，造成了王权和神权的矛盾。藏传佛教为一神教，其崇拜对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藏传佛教认定蒙古族统治者为“转轮王”，是佛的旨意，将王权和神权统一，使得藏传佛教得到统治者的推崇。另外，藏传佛教通过对萨满教的改造，出现了将萨满教的观念和神与喇嘛教仪轨形式结合起来的祈祷经文。

萨满教祭祀需要宰杀大量的牲畜，浪费大量的物力、财力，给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蒙古族带来极大的损失。再加上连年的征战，需要大量的后勤供应，人民负担极为沉重。而佛教是禁止杀生的，对游牧为主且需要大量粮食、肉供应的蒙古族来说，藏传佛教可以节省掉许多用于祭祀的牲畜，相对增加社会财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游牧经济的发展。与萨满教相比，藏传佛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蒙古汗王黄教护持地位的激励作用
藏传佛教和蒙古政权结合，一个显着的特点是让蒙古汗王与其结成施主关系，让蒙古汗王成为其宗教护持，并用佛法以“佛”的指示，将蒙古族统治者的地位神圣化。如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就将“佛授转轮王权”授予俺答汗，认定他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转世，其转世是佛的旨意。让蒙古汗王成为藏传佛教的施主，能够带动众多统治阶层、王公贵族效仿他们皈依藏传佛教，甚至可以刺激民间效仿上层统治阶层信仰藏传佛教。这在很大程度扩大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力。

四、清朝统治者“以黄教柔驯蒙古”的强化作用
清朝政府对蒙古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宗教政策，承认喀尔喀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内蒙古章嘉呼图克图两大活佛系统。为了使蒙古族人民服从其统治，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蒙古人出家当喇嘛，如：授予上层喇嘛享受与蒙古王公同样的待遇；免除出家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其他杂役；向蒙古人民宣扬“宿命论”，说服人民出家；蒙古族统治者将自己的儿孙说成转世的呼图克图等上层喇嘛，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一系列的对喇嘛的优惠政策极大掀起了蒙古族人民出家的热潮，削弱了蒙古族人民的反抗意识，强化了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