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吃无吃，买纸贴壁”是浮梁农村一些人对春节布置家居的一种俗称，实际上就是指贴春联、换门神、壁画，也是浮梁人过春节的重要内容。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是宋代王安石咏春节的《元日》诗。诗中所咏的“桃符”，就是古代春联的前身。张贴春联，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现象。红艳艳的春联，给新年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和喜庆的气氛。
所谓“桃符”，就是古代用桃木制成的两块七八寸长、一寸多宽的小木板，上面分别写上“神荼”和“郁垒”这两位神的名字，钉在门的左右两侧以保佑家庭平安。后来人们为了省事，渐渐地不用桃木而是干脆用两片纸写上神荼郁垒这两位神的名字，贴在门的左右两边。据说这种挂桃符的风俗，延续并发展到五代时期，西蜀的宫廷里开始在桃符上题写吉祥语，用来表达某种意愿。公元964年除夕，后蜀皇帝孟昶命学士辛寅逊题写联语，嫌其不工巧，于是自己提笔写了一副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便是我国明文记载的第一副春联。
“春联”的正式命名则是明朝的事。明太祖朱元璋酷爱对联，有一年除夕，他传令文武百官和平民百姓，家家户户都要贴上用红纸写的春联，号称“万年红”，因为红与朱同意，以示朱姓永坐天下。圣旨传出后，他在京城金陵微服察访，只见大街小巷红彤彤的对联目不暇接，甚为满意。不料走到城门口，发现一户人家居然没贴对联，他进门询问，得知这户人家以阉猪为业，因无人会写字正在发愁，于是兴致勃发，提起毛笔，为东家写就一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御赐人家贴在门上，这个人家的生意很快兴隆起来。朱元璋还曾赐联陶安：“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据明代周军《金陵琐事》记载：朱元璋曾手书对联赏给开国功臣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第一人；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由于朱元璋身体力行，春节贴春联自然蔚然成风。
浮梁人现在贴春联大都在除夕当天进行，而古时候则在小年祭灶之后就有人开始张贴。贴春联成了过春节的基本标志。在过去，过年不贴春联是不可想象之事。家中再穷，其他年货可以少买，绝对不可不买红纸写春联，这是长时期形成的文化习俗。贴春联除了装点春节，在浮梁农村也有一些典故与趣话传说。北宋时期的吕蒙正在做宰相以前，家里一贫如洗，有一年春节，他写了下面这样一副对联贴在门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南北对联取“一”到“十”的自然数顺序排列，头缺“一”尾少“十”，横批按东西南北的取意而缺少“东、西”二方。原来这是一副谐音藏字联，吕蒙正是在诉说自己家里缺“衣”少“食”无“东西”，令人发出辛酸的笑。这也说明古代穷苦人家虽然年关艰难，但就是用锅底灰当墨，也要写春联过节。还有一个叫归无恭的秀才，家里穷得门窗桌椅用绳子捆绑后才能使用。一年除夕，他写了一副春联贴在门上：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南北对联取“一”到“十”的自然数顺序排列，头缺“一”尾少“十”，横批按东西南北的取意而缺少“东、西”二方。原来这是一副谐音藏字联，吕蒙正是在诉说自己家里缺“衣”少“食”无“东西”，令人发出辛酸的笑。这也说明古代穷苦人家虽然年关艰难，但就是用锅底灰当墨，也要写春联过节。
还有一个叫归无恭的秀才，家里穷得门窗桌椅用绳子捆绑后才能使用。一年除夕，他写了一副春联贴在门上：一枪戳出穷鬼去；双钩搭进富神来。横批：结绳而治此联既体现了归无恭家境的贫寒，又寄托了他希望致富的愿望。明代有个叫徐英的读书人，用春联写自家的贫穷：鼠因粮绝潜迹去；犬为家贫放胆眠。此联构思甚为奇妙，读起来既诙谐又令人心酸。还有一家理发铺的理发匠，本小利微，生活勉强能糊口，春节时他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门口：半边茅屋栖身，站由我，坐亦由我；几片萝卜度日，菜是它，饭也是它。这副春联就是他清苦生活的画像。这几副春联与故事，反映了古代一些贫民的艰苦境况，但也有一些富户为了光宗耀祖，宣扬祖德，春联的写法却是另一番内容。传说有一个村子里住着朱、项两姓人家，有一年春节，朱姓人家门口挂出了一副金粉写就的对联，分外引人注目：两朝天子；一代圣人。此联中的“两朝天子”指的是五代后梁时期的朱温和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一代圣人”则指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对联用典深邃，大有夸耀祖宗、扬名显声、不可一世的味道。然而姓项的人看了这幅春联很不舒服，知道这是朱氏人家在藐视项家人的做法。情急之下，花重金请了一位秀才为自己门口写了一副对联：烹天子父；做圣人师。对联意为：楚汉相争时，霸王项羽打算烹食汉高祖刘邦的老父亲；孔子虽为圣人，却也曾在项氏祖宗项橐面前称弟子、拜圣师，你朱家的祖先朱熹怎么可以跟孔圣人比呢？朱项两姓以其历史上有盛名的宗祖故事借用春联互比高低、自命不凡，与贫苦人家的辛酸写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浮梁春联的贴法，基本是按传统习惯，以右为尊，上联贴在右侧，下联贴在左侧（左右的划分以人面对对联为准）。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因为辩不清上下联会把对联贴反，但多数人都会根据对联的上联最末一个字是仄声，下联最末一个字是平声的标准来区分。把握住这一条，就不会出错了。清代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一书中选录一首关于对联的诗，诗中写道：欲写宜春帖，东风入砚坳。选言谁独雅，吉语不嫌讠巢。花榜新莺谷，云封老鹤巢。误他寻垒燕，华屋认衡茅。他在论述当时写春联和赠春联时发生的一些引人捧腹的笑话：桃符以画，春联以书。书较画为省便，复有斗方、横披、小单条之类。乡人不识字，有以“人口平安”与“肥猪满圈”互易者。结果把“人口平安”贴在猪圈口，把“肥猪满圈”贴在卧室内。又传，民国初年，某地有一个目不识丁的大老板，过年时，请人写了些单条类的桃符。“天地君亲师”要贴在中堂；“出门大吉，对我生财”的红纸当门贴；猪栏鸡笼要贴上“六畜兴旺”等喜庆的话。可是这个老板不仅不识字，而且尖刻得出奇，人缘很坏，腊月里贴对联时，只好“瞎子上坟—估堆”，竟把“六畜兴旺”贴在屋内中堂之上，把“出门大吉，对我生财”贴在猪栏两边，“天地君亲师”找不到地方，就贴在对门厕所的墙上。第二天大年初一，他拜客回来，就听见叫花子在门口唱“莲花闹”：“六畜兴旺”坐中堂，“对我生财”在两旁；养个后人睁眼瞎，害得祖宗坐茅房。浮梁自古是礼仪之邦，过年时对逝去的亲人自然不能忘怀。如果家中正在守孝，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贴孝联，孝联忌用红纸书写，而采用黄纸、蓝纸或者绿纸，联文的内容都为哀悼思亲的恸容之语。春联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诗，既言简意赅，体现各自的性情与特点，又便于书写张贴，烘托新春喜庆气氛，所以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后来，春联又发展成为一年四季都可以书写并于门上张贴的种种对联。实际上，春联是诗词的灵魂，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束独具特色的奇葩。
大年除夕，浮梁人除了张贴春联，家家户户都要换门神，将崭新的门神画端端正正贴在两扇大门上。中国人信仰门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礼记》一书中记载的“五祀”，其中之一就是祭祀门神。到了汉代，门神有了具体的人名，即古代勇士成庆，其画像贴在了西汉广川王的殿门上。到了南北朝，门神由一人变成了神荼、郁垒二人。传说沧海之中有一座度朔山，上面长着一棵大桃树，遮天蔽日，连绵三千里，桃树枝桠间的东北有一鬼门，是万鬼出入之处。神荼、郁垒两兄弟受黄帝之命在这里把守，一旦发现害人之鬼，就马上用芦苇绳索捆绑起来送到山上去喂老虎。从此妖鬼们望而生畏，一个个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于是人们在每年岁首，用桃木雕成神荼、郁垒的模样挂在门上，使恶鬼不得入内以保佑一年平安。唐代时，门神换成了太宗李世民手下的两员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他们变成门神也是因为打鬼有功。
吴承恩在《西游记》第十回“二将军宫门镇鬼”中有这样一段神话：泾河龙王因和卜算如神的袁守诚打赌，故意将行雨推迟了一个时辰，将落雨数量减少三寸八点，因此触犯天条被唐朝宰相魏徵所斩。这件事，龙王事前曾向唐太宗求救，唐太宗心下应允，便邀魏征下棋。不料到了午时三刻，魏征忽然在棋桌上睡着了，唐太宗以为这下龙王可以得救，谁知魏征却在梦中元神出窍赴天庭斩下龙头。从此，龙王的阴魂便向唐太宗索命，闹得宫中鬼哭神号，人人寝食不安。正在危难之时，大将秦叔宝、尉迟敬德全身披挂，执锏持鞭把守宫门，才镇压住邪祟。太宗大喜过望，但想到二位大将太辛苦，心中过意不去，于是召画师将二人的威武形象画出悬挂在宫门两侧，以代替真人守卫。后来民间百姓也争相效仿。至今，秦叔宝、尉迟敬德仍然在履行门神之职。浮梁有些地方的人称他们为“白脸将军”和“红脸将军”。浮梁老百姓敬重的门神中，还有一位专门捉鬼、斩鬼、吃鬼的鬼王钟馗。他是继秦叔宝、尉迟敬德之后，又一个被世间敬奉的门神。钟馗被尊为门神，也是始于唐朝宫廷，其故事更加动人心魄。据说唐明皇李隆基有一年从骊山校场讲武回宫，忽然得了重病，御医们使出浑身解数，治疗了一个多月仍不见转机。一天深夜，李隆基梦见一个牛鼻子小鬼，身穿红衣，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脚光着，靴子挂在腰间。这个小鬼环顾四周，偷偷盗走了杨贵妃的紫香袋和明皇的玉笛，正急忙奔出宫殿。李隆基见了大怒，大声呵斥。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大鬼，头顶破帽，身穿蓝袍，腰束角带，他一下抓住小鬼，用手剜出小鬼的两眼，接着又把小鬼撕成两半放在口里咀嚼起来。唐明皇忙问大鬼姓名，大鬼上前奏道：“我本是终南山进士钟馗，因科举考试落第，撞阶而死，死后成了鬼王，誓当除尽天下恶鬼妖孽。”
俄顷，唐明皇大梦醒来，霍然病愈。于是，他诏令大画家吴道子依梦中所见，画了一张“钟馗捉鬼图”。图画好后，李隆基看了赞叹不止，重赏了吴道子，又御示天下百姓，每年岁末挂钟馗画像镇妖驱邪。由于皇帝的大力推崇，钟馗占据了头号打鬼门神的地位。在浮梁民间张贴的门神，除武将门神，还有文官门神，称“五福临门”或“纳福迎祥”，含有迎福进财之意。这样，门神画的内容又添画了一些吉祥物，如爵、鹿、蝠、喜、马、宝、瓶、鞍等，寓含“爵禄福喜、马报平安”，即使是怒目圆睁、凶猛吓人的钟馗像，画面上也常配有蝙蝠或蜘蛛，“蝠”与“福”同音，意味着幸福来临。
浮梁贴年画的习俗，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其源盖出于贴门神，门神系为年画的最初形式之一。后来随着人们求吉纳福心理需求的增长，年画的题材逐渐扩展，大凡戏曲故事、报国英雄、绿林好汉、雀鸟虫鱼都被画进了年画。办年货时，买画人根据自己的爱好去挑选。纵观浮梁年画，老年人企盼健康长寿，喜好麻姑献寿、金玉满堂、慈航普度、松鹤长春图；年轻人则爱好步步高升、招财进宝、加官晋爵等等；家有儿童的，会买一些刘海戏蟾、和合二仙，领会其中的乐趣。现在又增添了山水园林、领袖人物、家居布置、新人新风尚等年画内容，与传统题材的年画构成了年画大家族，其形式也以中堂、屏条、挂签、斗方、喜幅等多种多样出现，尽力体现喜庆吉祥和欢乐特色。在浮梁民间张贴的传统年画中，《五瑞图》素称吉庆之首，其代表作是元代著名画家陆广氏所绘的《五瑞图》。“五瑞”是指椿树、萱草、芝兰、磐石和竹。椿树代表父亲，象征长寿；萱草代表母亲。古人称父母为椿萱。唐代诗人牟融的诗句“堂上椿萱雪满头”，即指父母亲满头银发。芝兰，是一种名贵的花草，象征子弟成才。磐石是又扁又厚的石块，表示稳固。竹子取义古语“竹报平安”。因此，《五瑞图》的含义是：父亲寿比南山，母亲福如东海，子孙贤惠延绵，家基兴隆，万事平安。浮梁老百姓喜欢把《五瑞图》作为自己家庭的保护符，家中挂上一幅，可使全家老少得到庇护，也是家庭昌盛的象征。
《鲤鱼跳龙门》也是浮梁民间喜爱张贴的年画，它寓意吉祥。人们认为，“鱼”与“余”谐音，象征年年有余。跳龙门则是飞跃高升的意思，特别是对青少年，更有勉励成才之意。这幅年画，来自一个古老的传说，其源见于辛氏《三秦记》：“龙门山，在河东界。禹凿山断如门一里余，黄河自中流下，两岸不通车马。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初登龙门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这个故事是说，鲤鱼游到龙门，能跳上去的，就变成了龙，跳不上去的，则仍为鱼。我国自古以来，赞誉鲤鱼为鱼中俊彦的不乏其人。《河洛记》称：“伊洛鲂鲤，天下最美。”古谚亦云：“洛鲤河鲂，贵于牛羊。”尤其是鲤鱼在经历了上述“跳龙门”的历史殊遇后，名声越发显赫。所以，这幅年画寓含希冀家族繁衍绵延不绝，以及幸运临门，一跃高升的意味。
除了张贴春联、门神和年画。浮梁有一些地方也有剪贴窗花和倒贴“福”字的习俗。剪贴窗花，老人们说是取其祭窗之意。地方老百姓祭祀的神明可谓很多，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厕有厕神，猪栏、鸡笼都有神，窗也有窗神。传说中这个窗神就是姜子牙，姜子牙点将封神时，按照元始天尊的敕命，把天上地下、三山五岳、五方五行、风雨雷电、凶吉祸福，都封给正神执掌，甚至连混元金斗这个装屎盛尿的用具也封给了三个娘娘掌管，等到他自己位列仙班时，各处席位都排满了。于是，他慌了手脚，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才发现窗户还是空档，便急忙站在窗台上，并自封为窗神。后来民间过年时，有的人家在窗户上贴上“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的红纸条，就是根据这个传说而来的。后来人们剪贴一些寓意美好愿望的图案贴在窗户上，希望能给新年带来吉祥。浮梁常见的窗花大致有龙凤呈祥、麒麟送子、松柏常青、十二生肖和八仙过海等等，且大多出于工于花红、善于绣花的长辈之手。
至于把“福”字倒贴在门上，这也是借“福到了”的谐音以图吉利。久而久之，便也成了民间的一种习俗。福神也是民间最受欢迎的神祇，据《唐书》记载，福神姓阳名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后迁到山西夏县定居，官至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福神阳城之所以被百姓祀崇，其来历也颇具戏剧性。古时道州本为偏远蛮荒之地，出了很多矮人（即侏儒），朝廷每年要从道州征调一批矮民送到京城供人观赏，这个做法很不得民心。道州刺史阳城根据民意写了一道奏折，说：“原按五典（即五常：仁、义、礼、智、信，或泛指历史、史书），本土只有矮民无矮奴也。”皇帝看了奏折，马上醒悟过来，取消了从道州征调矮民的做法。从此，百姓们为了感谢阳城，便把他的像挂起来祀为福神。因为阳城长得比较矮胖，后人所绘的福神也多是个肥胖老头子。“福”，我国古书上解释为“金寿富贵之谓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民间还有将“福”字做成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天官赐福等各种图案。在浮梁民间老百姓的心目之中，“福”字就是“福气”、“福运”，贴上“福字”和各种福神图像、仿佛来年的好运就在眼前。在浮梁民间，过去还有一些十分贫穷的人家，房屋破旧，光线暗淡，生活拮据，但到了过年，为了增添节日气氛，也要买上几张白纸，贴在香火壁（即太师壁）上，再用红纸写上“天地君亲师”的条幅贴在中堂之上。这样一来，也总算有了点过年模样。“有吃无吃，买纸贴壁”，确实是古代穷家过年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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