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色彩，每一种颜色都有这不可替代的审美功能。在审美活动中，人们发展了对色彩这一形式因素的敏感，每个民族对色彩都有民俗上的爱好以至崇拜，而在这种对色彩的崇拜中，不同的民族在认识上常有很大的差别。
我国汉族的传统观念是亲近红色的，把红色视为欢乐、喜庆、顺遂、成功和进取的象征，如把热闹的场面称为“红火”，把受宠信的人称为“红人”，把受观众欢迎的演员称为“红角儿”，诸如红心、红运、红榜、红包、红利、开门红、满堂红等等的说法是很多的。在汉族的习俗中，“红”还往往同女性联系在一起，如“红颜”指的是美女的容颜，“红袖”借指女子的艳色衣衫，“红妆”泛指盛妆的女人；再进一步，则把为帮助男女结合而穿外引线的媒人称为“红娘”。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常用一种生长在亚热带地方的红豆树的种子象征相思，唐代诗人王维就曾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后来，人们就用红豆相思一语来比喻爱情。在汉族的色彩崇拜中，红色还有另一种更深层的意义，如在京剧的化妆造型中，红色脸谱表示了剧中人物的忠勇和正义。
但是，红色对我国藏族来说就不是这样了，藏族并不认为红色是表示喜庆的色彩。在藏区，我们可以看到身着锦缎藏袍的牧人是多么的潇洒。绚丽的色彩，明朗的图案，流畅的花纹，使得藏袍端庄大方而舒展奔放。不过，在藏区耀人眼目的服装苑中，只要稍加注意就可发现，这里异彩纷呈的服装，尽管漾蓝泛绿，铺青叠翠，却唯独少红。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在于，不同的民族对色彩所产生的不同感触，是有一定的生活依据的。在古代，藏族先民最初的色彩概念，“红”是指肉类；“白”是指乳品。时至今日，藏族设宴仍分荤席，藏语称“玛尔段”，直译为“红筵”；在祝寿、善行庆典及宗教节日则设素席，藏语称“尕尔段”，直译为“白筵”。所以，在藏族的色彩崇拜中，“红”具有杀戮的象征意义。古时吐蕃出征将土身着红色战袍，有时还把面部涂红以显残暴。在藏传佛
教仪轨中也有红与白的区分，黄教寺院用白灰刷墙，但供奉煞神的护法神殿的外墙必定涂红。另外，各寺院都供奉着一个名叫吉祥天女的护法神，听名子她好象是个雪肤花貌、秀色可餐的美人儿，其实大错。这个煞神极为凶残，她口御活人，骑一头四眼骡子遍处巡
走，骡鞍上挂着占卜众生命运的红、白两个骰子，红骰子主杀，白骰子主赦。故而，在藏语中，“红”的转义是以其色与血肉相联系，可以引出“荤腥”、“血腥”和“凶兆”的含义。有一则谚语说：“在作恶者的眼中，后世的道路都是红的。“红”在这里指不吉利、坏的。可见藏族在心理上赋予“红”一词的是厌恶嫌弃的感情，只有那些念佛的僧侣们，才着绛红色的长裙，披绛红色的袈裟，这种颜色被认为是一种“不正色”。僧侣们以此卑贱的服色，表达他们终生苦行的意愿。
由此看来，藏汉两个民族对红色的认识和使用是很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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