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岁时记》载:“帖画鸡,或镂五彩及土鸡于户上。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绘二神户左右,左神茶,右郁垒,俗谓之门神。”《荆楚岁时记》所载长江流域门神习俗起源很早,应肋(风俗通义》卷八桃梗、苇菱、画虎条引《黄帝书》谓:“上古之时,有茶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章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茶与郁垒搏之以苇索,执以食虎。”《续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山海经》:‘东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树,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门日东北鬼门,万鬼出人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茶,一曰郁垒,主阅领众鬼,(鬼)之恶害人者,执以苇索,而用食虎。’于是黄帝法而象之,驱除毕,因立桃梗于门户上,画郁垒持苇索,以御凶鬼,画虎于门,当食鬼也。”将门神追溯到黄帝恐怕有些勉强,但对门神的信仰在先秦即已存在。只是门神当时并不是作为元日的门饰,汉代是腊日前一日逐除之后设立门神,《续汉书》礼仪志中:“先腊一日,大摊,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振子,皆赤债皂制,执大鼓。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兽能为摊人师讫,设桃梗、郁垒、苇菱毕,执事陛者罢。”这里的桃梗、郁垒就是作为百官官府的门神设置的。
(荆楚岁时记》所载桃板可能还受到汉代桃印的影响。汉代仲夏在门上设桃印,《续汉书》礼仪志中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林,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荚,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晋代苇菱桃梗设置改在元旦,《晋书》认为这是沿袭汉代仲夏的桃印制度。《晋书》卷一九礼志上:“岁旦常设苇菱桃梗,碟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镶恶气。案汉仪则仲夏设之,有桃印,无碟鸡,及魏明帝大修攘礼,故何晏攘祭议鸡特牲供镶衅之事。碟鸡宜起于魏,桃印本汉制,所以辅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但未详改仲夏在岁旦之所起耳。”南朝刘宋在朝廷废除了这个礼仪,但在长江流域各地郡县,此礼仍然保存,并深人到民间,《荆楚岁时记》所载门饰习俗,就是前代习俗的流传。而后世的门神、门联等习俗,实际上是在前代门饰习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门乃外界至一家住房的入口处。所有财货,所有宾客,皆由此出入,并能防野兽及兵匪盗贼入而为害。在民间信仰中,门的功能被扩大了。人们认为,灾祥亦由门出入歹故门还必须有驱灾迎祥的功能。
如此,即生出了许多增强门驱灾迎祥功能的民俗。门饰,就是用来增强门驱灾迎祥功能的。元日是一年中的第一天,所有门饰,都是新的,以驱二年之灾,迎一年之祥。
春节最古老的门饰是桃梗,其他许多门饰都是由它发展而来的,或是与它有密切的关系。
我国古老的民俗信仰中,就有鬼畏桃、桃可驱鬼之说。据汉人《淮南子·诠言训》所记载的传说,赫赫有名的后羿,这个曾经射日的大英雄,就是被人用桃木大棒打死的。相传自此以后,鬼就怕桃枝桃木了。(见后汉高诱注《淮南子·诠言训》)大概是并死了之后,鉴于被桃棒打死的教训,他的灵魂就很怕桃木。群鬼见连英雄如后界,都怕桃木,当然他们就更怕了。这当然是神话传说。不过,在《丰L记·檀弓》、《周礼·夏官·戎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这些儒家经典中,都记载有这样的礼仪:国君去参加臣下的丧礼,或臣下家人的丧礼,巫祝(掌管迷信仪礼的人)就要举着用桃枝编成的扫帚,在前面为国君驱鬼辟邪。这就是《檀弓》所说的:“君临臣丧,以巫祝桃桥。”群鬼看到这种以桃枝编成的扫帚,自然就慌忙逃走。国君走过来,也就没有被鬼邪冲撞、加害的危险了。
历代戏曲、小说中,用桃枝驱鬼、镇鬼的例子很多。幼儿外出,常在身上挂二小桃枝,用以驱鬼辟邪,使幼儿免遭鬼邪的光顾。此俗今农村仍较为流行。
人们用桃木刻成人形,在元旦那天,挂在门上,用以驱鬼辟邪。
到明年元旦,再换上个新的。这种桃木人,就叫做“桃梗”。东汉王充《论衡·订鬼》述桃梗的起源和意义云:
《山海经》又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日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
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按:今本《山海经》无)鬼畏桃之说,很可能就是源于这一神话故事。而以桃人置门户驱鬼辟邪之俗,则无疑本这神话故事而设。《山海经》作于战国至汉初,据此,立大桃人等“御凶魅”之俗,虽然未必黄帝时就已有之,但至晚在汉初,就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五引《战国策》中苏秦以土偶与桃梗对话的寓言故事劝阻孟尝君入秦一事,有“土偶人语桃梗日,今子东国之桃木,削子为人,假以丹彩,用子以当门户之病”之语。今本《战国策·齐策》述此事,仅云“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并无“假以丹彩,用子以当门户之厉”二语。味其语意,似非《岁时广记》作者陈元靓所发挥之语,当是原书所载土偶之言。陈系宋人,或者他所依据的当时的《战国策》之本有此二语,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