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射箭

端午节宫廷还有一项活动是射箭。据（金史·世宗纪》载：
　　“大定三年五月乙未，以重五幸广乐因射柳，胜者踢物有差……”
　　这种游乐的方法是：
　　“括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
　　去地约数寸，刘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聪马前导，后胎马以无羽横簇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转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  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
　　这是一种动态射箭活动。射箭者骑马跑去，其快捷令人目不暇接，在射箭的一刹那，人马至柳，未等断枝落地，手已接去。这是一种高难的动作。胜者往往被君主取用为武将。此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清代。
　　射箭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据考证，中国人会使用弓箭至少已有二万八千年。古代关于“羿射九日”的神话，反映了中华祖先是优秀的射手。弓箭的发明源自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汉应韵《风俗通义》中说：
　　“拓桑之林，枝条畅茂，乌登其上，下垂着地，乌适飞去，后以拨杀，取以为弓，因名‘乌号’耳。”
　　原来乌鸦歇在枝条上，把枝条压弯。当飞去时，枝条弹起，打得乌鸦直叫，于是人们仿枝条造成了弓，取名“乌号”。在先秦，射箭除作为谋生的手段和杀伤敌人外，也有习礼的作用：
　　“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才l。故燕才储，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序l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通过射箭这一活动，表明了“饮酒之礼”、“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带有浓重的文。明色彩。因此先秦诸子百家对射箭这一活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儒家和墨家都把射箭作为一门课程教给学生，实际是在对弟子进行“射以观德”的教育。
　　到了唐宋时期，射箭活动已融进了社会风俗之中，连宫廷女子都热中于射箭，杜甫的《哀江头》一诗可以证明：
　　“擎前才人带弓昔，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其。”
　　宫女骑射本领不让须眉。端午节吃粽子的风俗与射箭活动相结合，出现了“射粉团”的游戏。五代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中说：
　　“宫中每端午造粉团角奉，贮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清腻而难射也，都中盛行此戏。”
　　射箭技艺令人如此喜爱，到了宋朝，便有组织相继出现。
　　仅临安城就有“射弓踏弩社”、“射水弩社”的成立，要求“武艺精熟，射放娴习，方可人此社”（宋吴自牧《梦粱录））。社员切磋技艺，相互比试，已具有观赏的因素在内。
　　北方少数民族，骑马射箭则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技能，因而习射便成为日常活动，到了节日几乎人人一展身手。近人徐坷撰《清稗类钞》中记录了上层人物的这种习俗：
　　“士大夫家居，亦以习射为娱。家有射固，良朋三五，约期为会。”
　　“习射为娱”，说明射箭活动中军事意义已让位于娱乐性。
　　“约期为会”，又表现人们对参与这一活动的自觉性，决非逢场做戏。
　　在诸多少数民族中，最善长射箭技艺的恐怕要算是锡伯族了。锡伯族原是游牧民族，在长期戎马住你的军旅生活中，养成了一身过硬的骑射本领。这一民族居住的察布查尔地区素有“箭乡”之称。这里的家庭如出生男孩儿，门上都会悬起小弓箭，以表明一个勇武的战士来到人间。孩子长到十三岁就要接受军事训练，年满十八岁就要披甲进行实战演习，到了青壮年，还要在每年或隔年的正月十五测考百步距离的拉弓射靶，将那些优秀者选为士兵。为了培养出更多的士兵，锡伯族人有一整套成熟的训练经验。他们通过举石担、抬石滚等项目，增强臂力；又采用压肩、吊膀子等程序，使拉弓耐力持久。这样训练出来的射手，箭射得又远，命中率又高。为了促进射箭技艺不断提高，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等大节日，以“牛录”
　　（村子）为单位相互举行射箭比赛。农闲季节则自发地进行比赛，老少齐上，立射骑射，五花灯。森家获牛羊为奖品，败者便屠牛羊奉献观者。
　　为了增加观赏性，军中射箭添了许多新彩。《登州府志》云：
　　“端午军校错柳，于教场立彩门，悬葫鸽于上。走马  射之，中葫，则鸽飞，谓之演柳。间一行之。”
　　彩门间悬葫，葫上有鸽。射手射中葫，鸽应声飞起，似与人同乐。设计者颇有匠心。这种习俗已全为了表演。表演获胜者，往往有不菲的奖赏，明人蒋之翘有一首宫词反映了这一做法：
　　“飞凤三花逐电流，例逢璐柳拜前流。八妹穿得都斑赏，夺取头标胜一筹。”
　　词后有注云：“午日大驾幸万岁山，阅御马监。勇士跑马名日射柳，即金元统柳之遗。唐时外牧岁进马，印以三花飞凤，故有马银剪三花之语。”于此可见宫中对射柳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