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混杂，光怪陆离：西洋服饰冲击下的老北京服饰
西服东渐，传统服装受冲击
晚清，反清的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了表示自己的政治立场，都剪辫子、脱长袍马褂，穿上了象征时代精神的洋服，以表示与大清彻底决裂。当时，众多留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受到感染纷纷效仿。虽然朝廷大肆阻扰，但收效甚微。
民国后，受西方国家影响，人们普遍穿起了洋服。民国政府还仿照一些西方国家的礼仪，制定了《服制条例》，大燕尾礼服、大高筒礼帽以及西服都被人们所接受。
但有些人的传统意识很深，在服饰方面还相当保守，尤其是老年人仍保持着长袍、马褂、棉布鞋的装束，只有青年人和少数中年人对西装情有独钟。他们不但自己喜欢穿洋装，对穿袍褂的人还投来异样眼光。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西装产生了矛盾心理，一方面对旧传统强烈反对，要求改换新装。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国家对中国极度排斥，中国人恨人及物，这样，穿西装很自然地就会被人视为“没有民族气节”。
所以，自此以后，除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洋行的经理职员和一些汉奸们之外，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对洋服“另眼相看”。
有的人虽对洋服没有什么反感，但总觉得它高不可攀，买一套洋服的价钱可以买十几套民族服装，在经济上不合算。还有人觉得与自己从事的旧行业不太相称。更多的人认为别人都穿袍褂，唯独自己穿洋装，与其他人不协调、不合群，有碍于与他人往来共事。
因此，老北京人仍然穿长袍、马褂，甚至许多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学者、教授，也仍然不改袍褂的旧装束。陈寅洛、王国维、林语堂等都是留学、任教于国外多年的学者，却一直穿长袍、马褂。
本来，西装的流行浪潮兴起于知识界，尤其是知识界的青年人对西装格外推崇。但五四以后，知识界的人物起来抵制西方服饰文化的最多，而且也最卖力气。因此，在这一段时间，传统服饰在北京（北平）仍占上风。
脱去长袍，走进西装新世纪
19世纪中期，西服的原始造型于英国问世。当时，欧洲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纺织业的生产，使服装的印染、面料、款式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这就为服装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及技术条件。
欧洲人骑自行车代步和开展网球、高尔夫球、汽艇比赛等体育活动比较早，可那时人们穿燕尾服，活动起来自己不方便。
于是，英国便进行了服装革命，西服乃应运而生，而且因其独特的风格很快被人们所欣赏和接受。
辛亥革命期间，西服正式传入我国，当时，有些外国驻我国的办事机构人员及外国开设的银行、商行的职员都穿西服，再加上我国一些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和从事洋务工作者也都穿西服。这样，我国知识界的新派人物中开始穿起西服。
西服的传入也同其它时装一样，先从海外传进沿海各大商埠，如广州、上海、天津，最后才传入古老的北京。
北京汇集全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口。由于风土人情，着装习惯、审美观点不同，故所穿的西服从款式到色彩都各不相同。
当时，国内流行四大派别：即欧美派、苏俄式样的“哈尔滨派”、日本式的“东北派”和当地派。还有少数由上海传进来的“海派”。
其实，西装的款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兴趣或观点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文艺界人士思想活跃，多追求服装的款式新颖；工商界人士注重身份，讲究西服的质量与工艺；外事工作人员则强调西服的款式与色彩；文教界人士则要求庄重、大方等。
“七七”事变前后，北京一直是以东洋（日本）派的洋服为基本模式，对襟大开门的底摆呈半圆衫。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出现双排扣、翘肩、卡腰的欧美式和海派西服。
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大翻领、“小敞怀”、双排扣、前襟开门处方尖底摆的苏俄式西装。
但西服不论何种款式，均分为两件套（上下装）、三件套（上下装和背心）和单上装等。当年，老北京以三件套为多。讲究的贵族子弟把它夸张为“十三件”，即西装本身和与之配套的穿戴物、饰物。
上衣。富有立体感的开放式大翻领。钮扣少而简单，比较随便，扣不扣均可。肩部宽而厚，肩头平直。胸部挺而袒。腰间的曲线流畅而自然。其下摆线是府边线，与地板平行，使人穿着有平衡的感觉，既可使瘦人显得体态丰满，又可以使胖人显得苗条富有气质。
掖在上衣小兜内的手绢既是实用品，也是装饰品。有的讲究用一块与领带或领结花色相同或相似的手绢，半掩半露地插在小兜内。但一般在礼仪性的场合上要注意与服饰搭配的艺术效果。
硬领衬衣。当年的西服衬衣领和袖都是与衬衣分开的，谓之“活领儿”、“活袖儿”，以便于洗换。
民初，西服衬衣的领子竖立在脖子上，并不把它折回放下来。不论是打领带系领结，都是如此穿法。大约20世纪30年代后，领子一律要求折回放下来。这种穿法一直坚持到今天。
领带和领结。领带是在西服的一个装饰品。领带花色品种很多，一般要根据西服的颜色进行搭配，既要避免花哨俗套，又要显得高贵大方。这种对衬的艺术效果与着装人的职业有关。
领结，又叫“领花儿”，多是穿燕尾的装饰品。不过，穿西装时也有用它的，但多是用在礼仪的场合上。
领带卡针。这是西服领带上的装饰品。它与高贵的西装配套有其实用价值，把领带固定在一定位置上。
袖扣。袖扣的作用是将袖头箍紧，使之固定在手腕上。袖扣其质量有金、银、合金等形式，还可在上面镶绿色翡翠或红宝石、蓝宝石当作装饰品。
坎肩（西服背心）。这是穿在衬衣外面，西服上衣里面的一种无袖短上衣。其样式一般为无领，领型成V型式的开领。卡腰，腰节处备有可调节松紧的腰带。
背带。夏天穿西服，一般不用皮腰带系裤，以免出汗弄脏衬衣或将衬衣勒皱，这样就设计了有两个金属卡子的背带，它可根据人胸腔长短随时调整，也可随时卸下。
裤子。其结构分前后裤片，西裤内、外侧缝的形状，必须符合人体下肢的生长规律，以显示人的体型特征。其腰、裆、裤口等部位可自然变化。
皮鞋。俗语说“西装革履”，这是比较讲究的配套衣饰，笔直的西装配以洋式亮面的皮鞋更显绅士风度。
鞋护。鞋护与皮鞋配套，冬天，一般不穿挂里子的皮靴，仍穿夹皮鞋，但加了细毡做成的鞋护，把脚面和脚脖子都护上了，这即是一种装饰品，又可以御寒。
礼帽。即圆顶、宽阔帽檐，帽檐微微翻起。冬用黑色毛呢，夏用白色丝葛。周围有一市寸的类似本色的帽箍为饰。这种帽式是当年欧洲所流行的。
西服大衣。初冬为藏蓝、藏青呢子大衣，严冬为吊上礼服呢面、挂皮里子，镶水獭领子的皮大衣。再围上一条蓝绸白花的围巾。这可是当年北京“阔少”的装扮。平民百姓穿西服只限于春秋两季，因买不起西服大衣，冬天只能穿棉袍了。
当年，与西装配套的穿戴的饰物还有金壳怀表挂金链翠坠，有的金链上还饰有红宝石雕成的小桃、石榴、梅子、翡翠白菜、香瓜等极为精致的工艺品，此外，手上戴有镶着红、蓝宝石或钻石的金戒指。
有的人为了显示洋学者风度，还要戴上进口平光眼镜。
“遵礼成服”，洋装捕获中国心
过去，包括北京人在内的新派人物，穿西服除注意款式、面料外，还有些特别的讲究是值得注意的：
讲究“遵礼成服”。西服是集礼貌、庄重、高度艺术化为一体的装束，故必须“全副武装”。
凡与西服配套的穿戴物、饰物，须样样齐全，而且注重从头到脚的搭配。
“遵礼成服”，不是不允许破礼改革，但破礼要破得有理，破得艺术。破，得在惯例之外，又要破得在艺术之中，也就是按照美的要素，遵循艺术规律和特点来改进。
讲究量体裁衣。穿西装讲究量身而定，以便充分体现流线、线条上的美观。所以，过去凡穿西装的都要去订做，以便合体。一些老洋服行在给顾客做衣服时甚至还要坚持一次或多次试样，直到顾客满意为至。因为这种服装一旦不合体，就失去了全部
艺术价值，这与艺术审美是不协调的。
量体裁衣首先是通过垫高、垫平、凹低等妙法，减轻或完全纠正身形上的缺陷。线条与肥瘦二者是关联的，故除了根据体形确定西装的剪裁制作方法外，还须根据西服派别、款式确定它的肥瘦与其他特点。
例如：青年穿的海派西装就要偏瘦，尤其是腰和袖，卡腰紧袖，袖子突出表现为上宽下瘦，越到下边越瘦，就像自然紧袖一样。而且略短，以致能露出一点衬衣，甚至露出手表。
这样穿起来才会表现青春活力，体现体型的流线美。
要讲究场合。按场合种类可分正式、半正式和非正式三种。
正式场合是指参加宴会、招待会、酒会、亲朋之间的婚、丧庆吊典礼、岁时节年礼节性的拜访、晚间的社交活动等。这种场合西装必定上下一色，色泽应稳重大方，不显花哨轻浮，里面要搭配适合的衬衫，系上领带或领结，不允许空着脖领。衬衣下
摆必须掖在裤腰里。鞋、袜要与西服搭配得当，以保持严肃、庄重的风格。
半正式场合是指日常上班办公、午宴、一般性会客等。这种情况则可任选西装的颜色、款式，上下身是否一色，可自行选择。只要严肃、大方与活泼、新颖相结合就行了。
非正式的场合是指外出旅游、参观、玩耍、到公园散步、家庭内部的便宴等业余生活。这些情况便不必拘于礼节，可根据个人平日的生活习惯，随便选择。
西服本身也不一定是通身一色的，而是上下身近色相衬或异色对衬，均可随意搭配。但绝对不能与中式传统服装参差而穿。因此，穿西服要讲究协调美，又要讲究艺术效果，才能体现出自身的魅力所在。
花样杂陈，中西结合翻新样
民国年间，西服势如破竹，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人不会被西装所囿，其必定还会走出属于自己的服饰革新的路子。
20世纪30年代，国人开始将西装与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进行融合，创造出一种个性化的中西合壁装束：绸缎长袍、西服裤，头顶圆形礼帽，脚穿牛皮鞋。
当然，只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人物才有如此时尚的装束，如一些国民党的要员、大商人、大银行家等等。
至于大学生和大中学校的老师也有其独特的装束，上身穿长袍、下身穿西式裤子、脚穿布鞋。到民国中后期，这种穿着打扮，竟成了知识分子的标志性服装。
推陈出新，民族品味居鳌头
每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有其基本模式的装束，倘若离了这种传统的模式，就难以得到大家的认可。清末民初，老北京男人的服装基本模式是长袍、马褂，既使是各行各业的工作服，也仍是在长袍、马褂的基础上改动而成的。
当年，凡是站柜台售货的伙计（店员）都是男性的，都要穿长袍（冬天为深色，春、夏、秋为浅色），头上要戴瓜皮小帽（帽头儿），腿底下一律扎绑腿，绑上裤脚，穿白布袜子或粗线洋袜、双脸青布鞋或圆口青便鞋。无论布铺、绒线铺、南纸店、香蜡铺、茶叶铺、饽饽铺……都是如此。
但有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是没有办法穿长袍、马褂的。例如：民国初年，汽车行的汽车司机，在国外应是工装打扮，但汽车到了北京，不论司机是否当地人，都得入境随俗。只要是“出车”，就要穿上长袍（不允许短装），年轻人不但穿长袍，而且在外面套青坎肩，头上要戴美式礼帽，来个民族服装洋冠戴。
当年这种打扮并不局限于司机，有些宅门里的厨子、听差、使唤小子都毫无例外地要穿长袍、青坎肩、青圆口布鞋、白线袜，头戴帽头或美式礼帽。这似乎是规矩、礼貌的象征，否则，即被斥之为“不成体统”。
灶上掌勺的厨子、干油行给厨子打下手的“小工”、红、白棚里打杂的茶房，油、厨、茶三行虽然都要与油污打交道，但也要穿长及膝盖的半大长袍，俗称“中褂”、“短大褂”，头戴帽头。
厨、油两行在操作中加束围裙、套袖，但仍有油渍溅到身上，因此，他们穿的半大棉袄、短大褂、青坎肩，还有帽头都会失去原本的颜色而变成油光锃亮的了，所以人们直呼其为“油厨子”。
茶行（茶房）稍事整洁。身穿蓝中褂，照例要将中褂与里边穿的白小褂袖头一齐挽上三四寸，再掖上两张手纸。下身必穿青中式裤子，绑上腿，白布袜，青布鞋。头上也要戴个小帽头，腋窝夹块铜茶盘，肩膀上搭块白毛巾，干净利索，显出一股帅劲儿，让人一看就知道这位是个“茶师傅”。
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服务行业，如棚匠，根本穿不上长衣服，但上工时也要穿
着大褂，以表示对主人的礼貌。等到操作时再脱去长袍，换其他的衣服。工程结束，还要穿上长袍向主人交活，请主人验收，以便请赏。
当然，有些属于社会下层服务行业的体力劳动者是例外的。如人力车车夫穿的相对随便些，包括拉洋车和蹬三轮的工人，春、夏、秋三季，一律是短装，而且并不规范。
车夫根据车的等次，也可以分出三六九等。在东交民巷使馆区或北京饭店、六国饭店拉洋人的车夫，以及在大宅门拉包月的车夫，夏天必然是白串绸裤褂；春秋穿青、蓝夹袄、夹裤，冬天穿件大棉袄，还有的穿老羊皮袄，不穿时，就给车座主人盖盖腿脚，以便防寒。
拉散座儿的车夫则是新、旧不等，还有一些车夫的短装打了补丁。
日伪统治时期，要求所有车夫一律在便服外加穿蓝布白字的号衣，亦称“号坎儿”。上面有与车号一致的号码。并规定车夫出车不得赤背，必须穿号坎儿，违者如被警察发现，就要受罚。
粪夫也穿与车夫同样的号坎。车夫、粪夫多是以毛巾包头，冬天有戴毡帽的，但并不是很讲究。
水夫无号坎儿，只是穿中式裤褂的便装，讲究扎腿带，以毛巾包头，脚上穿毛布底蓝布纳帮的趿鞋。
当年北京大街小巷都是土路，因此越是下雨变天，越要穿新鞋。新鞋泄水设施好，不易透水，不易打滑。他们不穿袜子，而是用包脚布，以便于洗涤。
20世纪40年代，兴出一种白帆布，鞋头将大姆脚指分开，脚面是完全封闭式的，高靿，后开门的胶鞋，谓之“水袜子”，是专门给水夫以及类似工作人员准备的劳动保护品。所以，有的水夫便穿它来操作。但也不能完全防水，往往下了大雨，蹚进深水或水桶翻倒，扣在脚上，都仍然要穿湿鞋。这样的日子他们已经习以为常。
冬天，为了保暖、防湿、防滑，他们要穿上猪皮做的靰鞡（毛窝），内填稻草，系以麻绳，并在脚心处拴上铁条，以防滑倒。
还有一种与水打交道的服务行业——澡堂浴池，除帐桌先生之外，所有“伙计”（包括修脚、剃头的），只要是在浴池外边（即顾客休息座前）服务的，不管冬夏，一律穿漂白市布的中式裤褂、白线袜子、青布鞋，非常为清洁整齐，因为他们有条件经常洗换，一般澡堂都附设有洗衣房和烘干设备。
至于在浴池内搓澡的人则是裸体，只在腰间围上一块堂布手巾而已。
总之，老北京各个行业的人员，都穿老式的、中式的、传统式的“土”工作服。
直至20世纪40年代以后，上海、天津各大商埠的经营方式被大商家、新式店铺相继效仿，各行业的工作服才开始有了新的规定。
例如：东安市场的文信成服装商店专门经营男、女洋服，为了接待上层顾客，
他家的店员不穿长袍短褂，而穿本店所经营的最新式洋服，既向顾客展示了所经营的服装样品，成为兜揽生意的活广告，又别具一格。
清朝皇帝是怎样看待西装的
中国传统的民族服装，宽衣广袖且绣有龙、凤、麒麟花纹的锦袍在早年曾得到了欧洲人的喜爱，中国人也曾为此而骄傲。
之后，欧洲使臣经常来中国，其服饰文化也渐渐传入中国。
雍正皇帝对于西方服饰就曾起过爱慕之心。他曾经在宫中戴着西方人卷发式的假发套，穿起翻领西装，衣襟敞开，颈下系起司脱克式的饰巾，俨然一副十八世纪欧洲男子的打扮。
雍正帝穿洋装仅仅是对西服的好奇，皇帝真正对西装感兴趣是在晚清，鸦片战争失败之后。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朝驻法国公使裕庚的两个女儿裕容菱、裕德菱从国外回来时，掌管朝廷大权的慈禧居然允许她们穿洋装晋见，说明朝廷对西装已开始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慈禧还是提醒她们正式场合要换下洋装穿旗装。视权如命的她是不可能让西方文明动摇她的天朝的基业的。
光绪帝对西装持肯定态度，他私下里多次赞美裕容菱、裕德菱的洋装好看。但
有皇帝名、无皇帝实的他纵然对西装千般喜爱，却也不能左右根深叶茂的传统服饰文化。
辛亥革命之后，末代皇帝溥仪受其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影响，大胆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毅然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而且大胆地穿起了西装。
溥仪洋装衣饰引起了爱新觉罗家族、前清遗老的极度不满，他们甚至于将他不能“复登大宝”复辟帝制，归咎于所穿西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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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的溥仪何尝不想维护祖训？在伪满洲国做傀儡皇帝时，他就曾试图穿龙袍登基。
所以，在对待西服的态度上，他也只是从艺术审美的观点表示赞赏，如果天下与西服让他二者只选一，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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