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是彝、苗、瑶、侗、壮、布依、毛南、水、黎、白、土家、纳西、仡佬、佤、傣等族和克木人、（亻革）人的敲击体鸣乐器。苗语称妞、涅，侗语称每甲、甲多，布依语称主、根，佤语称土洛、格花，克木语称彦。流行于滇、黔、川、粤、桂、湘、海南等省区。
关于铜鼓，壮族有这样的传说：古时有个青年到龙潭去放鸭子，眨眼间人和鸭子都失踪了。其父提刀去找，见儿子和鸭子已被妖怪弄死，便杀死小妖，放火烧了妖怪的房子。老妖斗不过老人，就从龙潭挖了一个洞，通到老人床下，想淹死熟睡的老人。当水流到床下洞口时，却被一口铜锅挡住了。老妖施计也没斗过老人，只得败阵而逃，此后再不敢兴灾作祸了。老人见铜锅可降妖，便造了很多，并安上翅膀，到处去平息邪恶和灾祸，最后连一口锅也不剩了。壮家人四处寻找，终于在小丘田里找到，有人敲响铜锅，人们踏着咚咚的乐声，跳起欢快的舞蹈。后来，人们将铜锅改为铜鼓，将铜鼓伴奏的舞蹈称为铜鼓舞。
在佤族民间，传说遥远的古代，西盟县北面的高山密林中，有一汪碧绿的湖水，人们称“弄球龙潭”。这里住着一对青蛙精，一共生了九男九女。待他们长大成人、婚配生育后，分别居住在九条山沟里。后来青蛙精都去世了。佤族为了纪念他们，用青铜铸成铜鼓，并在鼓面上铸出青蛙的形象，还称其为“蛙鼓”。
铜鼓是由用作炊具的铜釜(类似锅)演进而成的，流传下来的铜鼓，年代远自春秋初期至清末不等。用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者鼓面直径100厘米以上，最小者仅10余厘米，重量自数十斤至数百斤。形式多样，工艺精湛。鼓面有浮雕图案，中心为太阳纹，边缘有蛙、龟、牛、马等立体装饰，鼓身也有花纹环绕，丰富多彩。原为统治权力的象征，用以号召部众进行战争，并作为祭祀、赏赐、进贡的重器。明清以来已成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使用的传统乐器。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之珍品，也是东方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1975年，云南考古工作者在楚雄彝族自治州万家坝古墓群，出土了我国最原始的铜鼓。“鼓身似釜，而且大部分表面有烟痕”。经用碳十四测定，确认这是在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之初，我国西南古代濮族人民铸造和使用的世界上最早的圆墩形单面铜鼓。铜鼓不但源于铜釜，而且当时尚处于乐器与炊器混用的初期阶段。到了公元前7世纪左右，有些铜釜专门作为乐器使用，并经过不断改进才成了铜鼓。几个世纪以后，铜鼓由发祥地洱海地区逐渐东移到滇池地区。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战国末期及汉代，滇人将其发展为形制稳定、图饰丰富的铜鼓。然后传到百越族中骆越人生活的红河三角洲地区，又东传百越族后裔生活的两广南部地区，再传到黔、湘西，向北传到川南。
关于铜鼓，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中有：“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这是对铜鼓的最早记载。晋人裴渊在《广州记》中写道：“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房玄龄《晋书·南史》：“广州夷人，宝贵铜鼓。”当时的广州地域很大，包括今两广绝大部分。骆越系秦汉以前百越民族中的一个部族，即今之壮族。隋唐以来的文献中，更多见到两广、滇、黔、川和湘西等地有关铜鼓的记载。《隋书·地理志》：“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唐代杜佑《通典》：“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提到只有一个鼓面。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描写铜鼓形象时写道：“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一头有面，鼓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南宋诗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
在我国南方各民族中，除流传使用的铜鼓外，大部分都来自地下埋藏。从公元9世纪起，就已经有铜鼓出土。《岭表录异》中曾记录了最早的两则出土史实。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有：“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也有：“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在两广和贵州等许多地方，因掘获铜鼓而将山川、村寨冠以铜鼓之名者不计其数，最常见的为铜鼓山、铜鼓岭、铜鼓溪、铜鼓滩和铜鼓村等。明万历戍午年(1618年)端阳，广西桂平有人在浔江打渔，网获铜鼓一面，同日还从土中掘得一面。八年之后，此事被浔州教官乐明盛写成《双获铜鼓记》存于《浔州府志》。
112年后，又在浔江同一地方捞得一鼓。因两次得鼓而获铜鼓滩之名，并引不少诗人慕名探胜。胡南藩在《铜鼓滩》中写道：“铜鼓何年铸?曾闻跃此滩，渔人抬不得，神物出应滩。”清代金（钅共）《铜鼓记》：“雍正八年春，粤西北流县农民获铜鼓一。”《叙州府志》：“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坝，嘉庆三年，土人掘获，今置城北师来山元祖庙。”铜鼓载于正史、笔记小说和诗词歌赋中的不下百余种，尤以明清以来南方各省的地方志为最，记录了铜鼓的发现、使用、流传和有关的风俗民情，成为今日研究铜鼓的可贵资料。
铜鼓是一种平面曲腰、中空无底的敲击体鸣乐器，因通身用青铜铸成而得名。造型典雅，音响别具风韵。它由面、胸、腰、足、耳五部分组成。鼓面圆而平，是敲击发音的部分，下接鼓身，连接部分略外凸，形成球状弧度为胸。腰部略细，内收如束腰。往下鼓身又扩大，呈喇叭口部分为足。鼓身两侧各有两个半环形的耳。通身皆有华丽而精美的纹饰，鼓面主体为太阳纹，即中心有呈放射状的光芒，一般以12芒最为普遍，8、10芒次之，并有4、5、6、7、11、14、16、32芒的。太阳纹周围，有许多层称“弦”的同心线条，弦数多少不等，弦与弦之间由宽窄不等的图案组成，称为晕圈。鼓身四周的表面，也有多数平行的晕圈，晕圈中铸出的纹饰图案绚丽多彩，有虫鱼、鸟兽、花卉、舟船和人物等，工致纤巧，别具风采。
我国古代铜鼓，按其历史、分布地域、形制和饰纹等的不同，分为万家坝、石寨山、冷水冲、遵义、麻江、北流、灵山、西盟等八种类型。
万家坝型铜鼓是以云南省楚雄市万家坝古墓葬群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时值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中期到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中期。流行于云南中部的濮族(即今之彝族先民)人民之中。这种铜鼓鼓壁较厚，工艺粗糙，鼓面无花纹或花纹较简单，胸大于鼓面，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铜鼓。由于它的鼓面还残存有炊烟痕迹，足以证明它是古代由做饭的铜釜向铜鼓演变发展过程中，处于炊具与乐器混用的最初阶段。
石寨山型铜鼓是以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葬群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时值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初期到公元前1世纪的东汉初年。流行于云南晋宁、四川会理、贵州赫章、广西玉林等广大地区。
1957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14号墓出土的一面西汉铜鼓，通高31厘米、面径41厘米，胸部呈半弧形外突、超过鼓面，腰部收束，两旁各有一对半环耳，足部外侈。通体饰以多种几何图案，腰部则饰以具有古代滇人生活特征的龙舟竞渡纹饰。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一面西汉铜鼓，通高36.5厘米、面径56.5厘米，鼓面主体为翔鹭衔鱼纹，并有芒纹、菱形纹、锯齿纹等，胸与腰间设四个绳纹钮，四周饰龙舟竞渡、羽舞人纹等。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藏。此铜鼓被载入《中国乐器图鉴》大型画册中。
这种铜鼓是万家坝型铜鼓的继承与发展，鼓面较宽，铸造工艺也较精细，纹饰多样，其中有翔鹭羽人、龙舟竞渡、瘤牛、剽牛祭祀和环形、同心、锯齿等纹饰。反映了我国古代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表现了铜鼓铸造技艺日臻完善、进入了发展阶段。
石寨山型铜鼓在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有流传。
冷水冲型铜鼓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横村冷水冲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时值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晚期到12世纪的北宋时期。流行于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和左江、右江、郁江、黔江、浔江流域一带。
1972年，在广西藤县以西的桂平县出土了一面东汉骑士铜鼓，通高48.7厘米、面径74.9厘米。胸不突出鼓面，腰、足以一凸起弦纹为界，通体遍饰各种图案花纹，鼓面边缘铸有四个蟾蜍和一个骑士立体塑像。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岑溪出土的一面铜鼓，通高57.2厘米、面径90厘米，鼓面中心为十二芒，边缘铸六个立体蛙饰，胸腰间有四个绳纹耳，鼓面及周身饰五铢钱纹。
这种铜鼓形体瘦高、鼓体较大，花纹密集而趋于图案化，饰有变形翔鹭、变形羽人和变形龙舟纹，重要特征是鼓面四周铸有蛙饰和鸟兽、人物等立体造型，奇异多姿。是石寨山型铜鼓的继承和发展，并进入了成熟的阶段。
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中国乐器博物馆里，珍藏着一面西汉晚期的冷水冲型铜鼓，通高52厘米、面径103.4厘米，鼓面中央为八芒，由中心至边缘有六道弦纹，晕间为云雷纹、菱形纹，鼓边铸六个立体蛙饰，胸腰间一面绳纹耳的下方，还铸一立体虎形饰物。
遵义型铜鼓是以贵州省遵义市杨粲墓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时值10世纪的五代到14世纪的元代时期。流行于以贵州、广西北部为中心的黔、桂、滇等省区。
这种铜鼓，鼓面无立体蛙、兽饰物，它的花纹和图案也衰退简化。是由冷水冲型铜鼓蜕变而来，也是由冷水冲型铜鼓演变到麻江型铜鼓的过渡形式。
麻江型铜鼓是以贵州省麻江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时值12世纪南宋初年到19世纪清代晚期。广泛流行于两广、滇、黔、川、湘、海南等省区。为壮、布依、侗、水、黎、苗、瑶、彝、白、土家、仡佬等族人民所使用。
麻江型铜鼓，鼓型矮小、数量最多。常见者通高26厘米～30厘米、面径45厘米～50厘米、鼓底口径46厘米～51厘米。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中国乐器博物馆里，珍藏麻江型铜鼓多面，其中一面铜鼓，通高28厘米、面径和底径均为49.7厘米，鼓面中心为十二芒，鼓面和周身有多种纹饰。此鼓已被载入《中国乐器图鉴》大型画册中。该馆收藏的一面最小铜鼓，高12厘米、面径18.5厘米、底径21厘米，两侧有双耳，中心太阳纹为八芒，鼓面饰有四圈线纹和两圈乳钉纹。
这种铜鼓的重要特征是体型扁矮，鼓壁较薄，发音效果好。在鼓面的同心晕圈中，铸有十二生肖、八卦、盘龙等多种浮雕，并有“成化”、“万历”等汉字纪年铭文。由于铸造工艺精湛、饰纹丰富多彩和音响效果俱佳，使铜鼓发展到颠峰阶段。
麻江型铜鼓，还流传于越南北部广大地区。
北流型铜鼓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时值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到10世纪的唐末。流行于广西北流、陆川、容县、浦北、广东高州等地。
北流型铜鼓，鼓型巨大，一般鼓面直径均在100厘米以上。其中北流出土的一面铜鼓，通高67.5厘米、面径166厘米、重300多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铜鼓，被誉为“铜鼓之王”。现藏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第二大铜鼓面径145厘米，也出土于广西。第三大铜鼓面径138厘米，隋代所造，原为南海神庙遗物。第四、第五大铜鼓，面径分别为137.8厘米和134厘米，也是两广的产物。
这种铜鼓的特征是：面大于胸，胸部略直，鼓腰收束、凹处平缓，足部较高。鼓面的立体蛙饰瘦小，蛙身无纹，一般为四只。又因鼓身遍布精细的云雷纹，故又有“云雷纹鼓”之称。
灵山型铜鼓是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时当公元3世纪东汉末年到10世纪的晚唐时期。主要流行于两广地区。
这种铜鼓与北流型铜鼓形制相近，鼓面大于胸，胸部较为平直，鼓面花纹精细，多为云雷纹、线纹和鸟纹等纹饰。它的特征是：鼓面无立体蛙饰，而铸有三只脚蟾蜍六只。鼓背也有纹饰。
西盟型铜鼓是以云南省西盟佤族自治县佤族村寨出土的铜鼓为代表的一类铜鼓。时值公元8世纪唐代到20世纪清代末期。流行于云南省西南部的德宏、临沧、西双版纳、西盟等地，是佤族、傣族和克木人所用的乐器。
鼓身较小，呈直筒形，面大于胸，腰、足无明显区分。
这种铜鼓，铸造精巧，鼓身轻薄，音响效果好。它的特征是：鼓面铸有立体蛙饰，并两三只重叠一起，等距分为四组。有的还铸出立体小象、蛇、海螺、玉树等浮雕，由四只象雕作耳，独特而别致。
西盟型铜鼓，还流传于缅甸、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尤其在缅甸北部克耶邦的克伦族中广为使用。故国外学者称其为“克伦鼓”。
一千五百多年前，生活在岭南的壮族先民，就以金属冶炼而著称于世。《隋书·地理志》载：“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鼓。”说明铸造范围之大。在这些地区，铜、锡、铅等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但对铸造方法，古籍中却未言及。故清人屈大钧在《广东新语》中说：“广州炼铜鼓师不过十余人，其法绝妙，传于子而不传于女云。”
在我国民族艺术宝库中，铜鼓的纹饰堪称绝艺。许多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的习俗跃然鼓上，如南方的龙舟竞渡，表现出在端午佳节，人们在江中疾驶龙舟竞相夺标之景，虽构图简练，却栩栩如生，十分传神。有些铜鼓的图饰题材广泛，取于生活，如播种、牧牛和田园风光等，尽收图中。许多铜鼓上所描绘的各种风俗活动场面，至今还在各少数民族中流传。贵州高原的铜鼓，纹饰粗犷有力，富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闻名中外的贵州腊染艺术，图案大都取材于铜鼓。
在古代，铜鼓只为部族头人或酋长所拥有，用于祭祀、典礼、召集部众和指挥作战，是掌握和行使统治权力的象征，是地位和财富的标志。《隋书·地理志》：“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中有：“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那时，居住在岭南和西南山区的各少数民族，既不以氏族之分，又无统一政权，而多以聚居的平坝作单位，称为峒，一峒或多峒推一长者为首领，称都老或酋长，铜鼓即为他们所占有，如果失掉了铜鼓，就意味着统治地位的丧失，而缴获铜鼓则作为胜利的象征。后来，部落首领地位衰落，铜鼓又为豪富之家所有，用于宴饮伴奏，以显其耀。
铜鼓作为乐器，古代文献把它归属于“蛮夷乐器”类。唐代把铜鼓列入天竺乐，宋代李昉等辑《太平御览》和元代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也把铜鼓收在乐部。《唐书·南蛮列传》载有：“东谢蛮宴聚时，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明代魏（氵睿）《西事珥》：“夷俗最尚铜鼓，时时击之以为乐。”
铜鼓的演奏，随着时代、地区和民族的不同，方法也有异。唐人著作中说：铜鼓平置于地上，敲打鼓面。宋人说是两人抬鼓，边走边用双手拍打。《广东新语》则说：“或以革掩底，或积水瓮中，盖而击之。”据贵州《八寨县志稿》记载：打铜鼓时，“以绳系耳悬之，一人执槌力击，一人以木桶合之，一击一合，故声洪而应远。”时至今日，人们演奏铜鼓时，常将其悬于支架上，奏者一手执软棰，一手执竹条，软棰击奏鼓心，发音浑厚、低沉；竹条击奏鼓边，发音清脆、短促，另一人持共鸣桶，对着鼓底往返抽动，增强共鸣和控制余音，以改变音量和音色。
汉魏以来铸造的大型铜鼓，在鼓身和鼓足内壁，常设有一或两对半环小耳，这是为悬挂助音器和制音器而用的。在云雷纹和线纹图饰的铜鼓中，鼓面内壁中心常有四个呈扇形的两相对称的锤压角，其夹角和锤压弧面的大小，与铜鼓发音的高低有直接关系。研究者试验证明，在各个锤压角内一弧一个音，最低的音在鼓心脐部，越接近鼓边音越高，在一个锤压角内，可发出三至五个音，在相邻的两个锤压角内，因夹角与锤压弧不相同，可以发出六至十个音。可见，铜鼓具有优良的音乐性能。
古往今来，铜鼓在我国岭南和西南广大地区流行，成为许多民族十分珍爱的传统乐器，不仅用于民族传统节日、庆祝集会和婚嫁喜庆等场合，并且在民间音乐(如鼓吹乐、说唱音乐、戏剧音乐)和歌舞中也作为色彩性的节奏乐器使用。在壮族广大地区，至今民间还流行铜鼓乐。每逢春节，壮族人民就在房梁上吊起或在平坝上支起四面或多面大小不同、音色各异的铜鼓进行演奏，欢庆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由于击法、节奏的有别，音响十分丰富，但因余音较长，不宜演奏速度较快的节奏型乐曲。这种娱乐活动有时通宵达旦、一连数日。农闲之时，相邻各村也常聚于村郊山头赛铜鼓。甚至在壮族的对歌和赛马等群众活动中，也要敲击铜鼓助兴。铜鼓的专用曲牌有《祭鼓调》、《送鼓调》、《喜鹊调》、《散花调》、《三、六、九调》等。配合铜鼓演奏的乐器很多，较常见者有皮面大鼓、扁鼓、象脚鼓、（钅芒）、排（钅芒）、镲、海螺、牛角、长号、芦笙和葫芦笙等。
在苗族、瑶族和水族聚居的地区，至今还流传着铜鼓舞。“小伙们吹芦笙，姑娘们跳铜鼓，芦笙吹三天，铜鼓跳三夜。”这首苗族民歌真实地记录了苗家儿女在传统节日里吹芦笙和跳铜鼓舞的盛况。
自古以来，苗族就喜爱铜鼓。宋代朱辅《溪蛮丛笑》中有：“溪峒爱铜鼓，甚于金玉。”在贵州的每个苗族村寨里，大都有一两面铜鼓，逢年过节或喜庆之日，就挂在屋檐下或架在院坝上敲打。演奏方法有一棰单击鼓面和两棰并打鼓面与鼓侧两种，鼓棰用木或竹制成，打击鼓侧的棰取其轻些的为好。铜鼓发出铿锵深沉的音响，众人踏着鼓点，绕着圆圈跳起徐缓而热情的舞蹈，欢庆丰收和尽情享受劳动之余的欢乐。广西瑶族，则以两面音高不同的铜鼓配合一面皮鼓演奏，另有其它乐器伴奏，人们围成圆圈随鼓乐起舞。
古代铜鼓多为歌舞伴奏，而舞乐又与祈年、赛神等宗教活动紧密相联。唐代诗人已将铜鼓赛神写入诗篇。温庭筠《河渎神》写道：“铜鼓赛神来，满庭幡盖徘徊。水村江浦过风雷，楚山如画烟开。”许浑的《送客南归有怀》中也有：“绿水暖春，湘潭万里春，瓦樽留海客，铜鼓赛江神。”五代孙光宪《菩萨蛮》写道：“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清代张澍《续黔书》的黔中曲有“迎神一曲鸣铜鼓”之句。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生动地描写了古代江南楚地人民在江河上用铜鼓参加赛神的情景。在广西宁明县左江上游的花山，有一幅高50米、宽170米的沿江巨型崖画，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古代骆越人敲击铜鼓赛江神的活动。
20世纪30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开始了对铜鼓的研究工作。1936年，上海博物馆郑师许的《铜鼓考略》出版。嗣后，徐松石、方国瑜等人也有著说。20世纪50年代，四川大学的闻宥，在铜鼓研究上取得重大成果，指出中国西南部才是铜鼓的策源地和真正中心，并于1954年编著了《古铜鼓图录》专著。随着70年代云南考古工作的新发现，铜鼓研究工作日益深入，1980年3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成立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2年4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中国古代铜鼓展览”，展出了我国南方各省、区近年出土的120面铜鼓，反映了铜鼓发展衍进的概貌。我国目前收藏古代铜鼓已达1360余面，尤以广西发掘和收藏为冠，达500多面，故在国际上被誉为“古铜鼓之乡”。
1987年，广西河池地区民族歌舞团张颖中、黄仲裕，为了使古代铜鼓现代化，从民族乐队中、低音区需要出发，以鼓体小、纹饰美的麻江型铜鼓为原始鼓，设计并研制成功第一套系列定音铜鼓，共十七面，每面一音，音域g—c1，包括其间全部半音。
这套铜鼓合金有铜、锡、铅、铁等，定律和鼓径据原始鼓的基音及直径推算，鼓径逐渐缩小。经专家鉴定，认为较原始鼓发音纯净、音色和造型优美，一改古代铜鼓清雅、柔美音色，富有阳刚之美和神秘感。在民族乐队中，可与常用的编钟配套，显著丰富了乐队的音响效果。这是我国民族音乐家在铜鼓改革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铜鼓是我国古代悠久而灿烂文化的结晶，是我国少数民族先民智慧的象征，它具有东方艺术的特色，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之珍藏。由于我国南方各族人民与东南亚各国人民有着久远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历史，故铜鼓在越南、老挝、缅甸和泰国甚至印度尼西亚诸岛也有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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