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到2004年10月，我用一年时间对敖鲁古雅鄂温克进行了田野调查。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府海拉尔区去达根河市（原额尔古纳左旗）的时候，我赶上了那里最美的季节，一路色彩斑斓，深深浅浅的绿、明朗黯淡的黄、绚烂淡泊的紫、幽幽朦朦的蓝，这许多色彩也绘不尽大自然的美色；从绿中带黄的草原到翠绿色、紫红色的灌木丛，再到发黄的针叶松林、摇曳着黄叶红叶的白桦林和终年青翠的樟松林，北部边疆丰富的地貌沿途一一呈现，真让人大饱眼福；一条又一条映衬着碧蓝天空的深蓝色河水绕着公路、绕着灌木丛蜿蜒流转，给这静谧的山林增添了几分灵动。这些色彩的纯净无暇让我感觉真像到了童话世界。心里不由羡慕起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在即将进入根河市的西郊，突然在一片灰灰土土的房子中呈现出一块鲜亮地带，红、白、蓝三色搭配的的平房。
那一片平房就是2003年8月整体生态移民后的敖鲁古雅乡鄂温克的民居。新敖乡四处都很静，路上基本见不到什么人，一排排民居外面都围着齐胸高的黑铁栅栏，偌大的铝合金窗框折射着秋日骄阳浓烈的锋芒，从外面可以眺望到家里有人影走动，有的家则用窗帘挡了个严实。
我到了敖鲁古雅乡小学，这里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老师比较多，我和他们聊天：“敖乡生态移民是件大事儿，标志着一个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的转变，我看了许多关于搬迁有些争论的报道，很想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一个二十八九岁的男老师笑了笑说：“你上当了。你从那些报道来看他们的生活方式改变，就是上当了。”这话顿时让我感到迷惑。他继续说：“生活方式没什么改变，住在山下的，只不过是烧柈子变成了液化气，电话变成了小灵通，茅房变成了冲水马桶，火炕火墙变成了暖气片；驯鹿还是在山上放养，猎民还是在山上住帐篷。”这位体育老师姓张，是鄂温克族，他母亲是纯纯的鄂温克猎民，会说鄂温克话。于是，我恳求张老师带我去看望他母亲。他告诉我他母亲不在家，到猎民点放鹿去了。
课间张老师邀请我到他家喝水。在路上他告诉我他二姐在家，二姐有个鄂温克名字叫德柯莉，是乡结核病防治院的会计，还是根河市文联的理事，会说鄂温克话，以前在鲁迅艺术学院进修过，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从张老师的描绘中，我感觉到他对二姐的钦佩，二姐在他眼里是这个民族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说着话就到了他家，室内地面铺着光滑的米粉色瓷砖；每个房间都有暖气片，才9月就已经通了暖气，摸上去有些温热；厨房里有抽油烟机和液化气燃气灶，还有自来水笼头和陶瓷洗碗池，一张吃饭的方桌和一个碗柜；厕所里是蹲式的冲水马桶和自来水洗脸池。客厅和卧室里各放了一张双人床，客厅里还有两个沙发和一台彩电，卧室里有一个立柜，还有几个皮箱。家具不多，但比较现代。
得知我要在这里呆一年，还要学说鄂温克话，二姐表示了惊讶。她说：“你没有必要学习鄂温克话，现在这里会说鄂温克话的人很少了，20多岁的年轻人连听都听不懂，平时我们都说汉语，你用汉语和他们交流没有问题，除了我妈和我大姨二姨，还有阿龙山猎民点儿的玛利亚?索老太太不怎么会汉语，其他老人基本都会说。”
二姐问我：“我们这支鄂温克和其他地方的鄂温克不一样，你知道吧？”我刚到海拉尔的时候参观过南屯鄂温克自治旗博物馆，那里有三种不同民族服饰的男女蜡像，分别代表了索伦、通古斯、雅库特三支鄂温克部落。敖鲁古雅的鄂温克猎民，历史上长期居住在大兴安岭茂密的森林腹地，以森林游猎为主要生计方式，被称为雅库特部落，也叫使鹿部。索伦鄂温克人聚居在南屯和陈巴尔虎旗等地（属于海拉尔区），他们历史上以农耕和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我国没有通古斯部落，这支部落现在全部在俄罗斯境内。 二姐对我说：“我们这支鄂温克人数最少，是咱们国家现在惟一饲养驯鹿的民族，驯鹿是国家二类保护动物。索伦、通古斯的鄂温克早就不像我们这样过原始生活了。而我们现在还有人在山上过那种原始的游猎生活。只有我们这支民族还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有些学者怕我们搬下来会导致文化传统丢失，所以很担心。有个学者知道我们搬到根河还哭了呢。”
我问：“你觉得搬迁好吗？”她笑了笑，可能感觉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二姐的身份是多重的，是站在保护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立场上回答呢，还是站在追求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回答？迟疑了一会儿她才说：“我们这个民族本来就经常搬家。驯鹿喜欢吃苔藓，一个地方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要换地方，苔藓长得很慢，得要三五年才能长起来，我们才能再回到老地方。这次搬迁前后的地点都在根河市境内，从北端茂密的森林腹地搬到了南边草原森林过渡地带。”
在我的请求下，二姐教了我几句简单的鄂温克话，用鄂温克话我得称呼二姐的母亲安塔为“额沃”（大娘）。安塔额沃上山去放鹿了，我以为她就在附近的山上，晚上会回家来吃饭睡觉，二姐告诉我放鹿的猎民点离家有20多公里，而这比起其他几个猎民点离家还算近的，安塔额沃得长时间住在山上。
第一次去猎民点我坐车颠簸了半个小时。没下车就听到大猎狗的叫声，一个军绿色的帆布棉帐篷坐落在山林间的一块空地上，帐篷四周用上下三层松木杆围着，帐篷口外堆着一垛截成七八十厘米长的木头柈子。帐篷中间有一个铁皮炉，长长的、曲折的烟囱从帐篷侧面的顶上伸出去，炉子上坐着一个被烧成黑色的铝水壶，滋滋发出响声。环绕着铁皮炉有四张约一米宽的床，都是用粗糙的松木钉成的。
这个点儿上只有两户人家，安塔和她哥哥楞诶算一户，另一户是阿荣布、玛茹莎夫妇和他们的二儿子依列。看着仅有四张床，我在想怎么能睡下五个人，就冒昧地问了阿荣布大叔，他毫不在意地说：“里面这张床加块板，我和你大婶睡。”
阿荣布大叔和玛茹莎大婶我在电视上都见过，敖鲁古雅移民搬迁的新闻节目几乎让敖乡所有的人都成了“明星”。点儿上的五个人都是鄂温克族，不过阿荣布大叔是索伦鄂温克人。他们的长相确实很有特点，共同点是眼睛细细长长，脸腮饱满高耸，耳朵紧贴两鬓。
阿荣布和玛茹莎都不到50岁，大叔因为喝过酒走路颤颤微微，样子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安塔今年六十多岁了，具体六十几她自己也不清楚，她说：“我们鄂温克人都不记生日的。”张老师说乡里推算她的年龄是65岁，她哥哥楞诶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头儿，算起来也有70岁了，但身体看上去很硬朗。
我用刚学的鄂温克话问候他们，他们都很高兴，始终笑眯眯的。脸红扑扑的，左摇右晃有点站立不稳，他知道我一个女孩子要在敖鲁古雅呆很长时间，而且远离父母，很激动地拉着我的手到帐篷里，我闻到一股浓浓的酒味儿。阿荣布让我坐在炉子左边的床上，他则坐在炉子后边挨着我的床上，神情严肃地告诉我，鄂温克人的帐篷里有讲究，炉子后面是玛鲁神的位置，成年女性不能过去，也不能绕着炉子转圈，从哪边进来就得从哪边出去。
阿荣布并不清楚我来这里调研什么，他像接受记者采访一样：“我家是第一户下山搬进三车间（新敖乡所在地）的，我是‘领头雁’。共产党万岁！”酒精让他亢奋得有点语无伦次，一会儿他又说：“我见过你们北大校长，我们是‘拜把子’兄弟，我们搂着脖子照过相。你在这里想调查什么，我全都告诉你。”突然，他喊玛茹莎大婶：“喂，依列他妈，你快把我的民族服拿出来，我要穿上，快点！”我心里真喜欢这个可爱的大叔！
张老师带着依列和楞诶干活了，他们要搭建一个“撮罗子”。依列选粗细适中的松木，砍倒、削皮，背到搭建“撮罗子”的地点；楞诶和张老师精加工松木杆和搭建“撮罗子”的骨架。玛茹莎忙着唤鹿、做饭，安塔在缝驯鹿笼头。阿荣布似乎感到自己是惟一不干活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他对我解释说：“我的手得病了，总是抖，喝点酒就好，不过前两天还烫伤了。”我一看，真是，右手小臂上一大片嫩红的疤痕，他骄傲地说：“前两天喝多了在炉子上烫的，去医院医生怎么都治不好，还是你大婶采来鄂温克猎民的草药才治好的。”
三点半多，太阳一下子从树梢掉下去，天色瞬间变暗了，帐篷里透出明显的炉火光，林子里的气温低下来。“撮罗子”已经基本成型了，张老师向我解说，老猎民搭“撮罗子”和外围的“圈”是一颗钉不用的，完全靠木头之间支撑的力量搭建。他们搭圈时候用了铁钉，“撮罗子”没有完全按照“传统”来建，而是有些偷工减料，不过表面上看不出来。“撮罗子”建好后，楞诶到里面点上了柴火，白色的烟升腾起来，从“撮罗子”顶端故意留出的孔里往外冒，他告诉我这意味着“鄂温克人香火不断”。
天色越来越暗，玛茹莎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唤回驯鹿，那鹿可真大，简直像头牛，而玛茹莎像母亲搂着孩子一样搂着驯鹿脖子，看着让人感动。鄂温克老猎民对驯鹿有着亲人般深厚的感情，他们都给驯鹿起了好听的名字，把驯鹿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
晚饭摆上了桌，说是桌子，其实是两块横着的柈子上搁了一块普通的圆桌面。大叔他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坐在横倒的柈子上，却让我坐在铺着獐子皮的木头上，说只有贵宾才坐这个，说我就像是姑娘回到娘家一样。我们吃饭的时候已经快6点了，帐篷里除了炉火没有其他光亮，阿荣布点起一支蜡烛，我看不清菜的色泽，也不知道筷子究竟干不干净，就这样吃了，可能因为饿了，吃得很香。
敖鲁古雅乡乡长告诉我：“猎民点的生活是很落后的，和山下崭新猎民房的条件真是天壤之别。现在有的猎民还是思想落后，偏偏就喜欢呆在猎民点，不愿意到新址来住。”竟然有人愿意回到山林过艰苦生活，我觉得不可思议，我想看看山林里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到了阿荣布的帐篷里。大叔一早很清醒，因为还没喝酒，他教我用鄂温克话数数。我没有问什么问题，因为刚到敖乡不久，我就感到了猎民们对“记者”的反感，他们常常对我满怀新鲜感和好奇心的提问泼一头冷水。很多人直白地告诉我：“不喜欢你像记者那样问这问那。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可问的？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二姐跟我说：“我们鄂温克猎民其实很好客，只是前些日子因为搬迁，来的记者太多了，而且报道得净夸张，不实在，把猎民都当怪物似的，猎民生气了，所以才反感记者的。”因此我很谨慎，不主动问猎民最敏感的生态移民问题，而阿荣布却主动说起搬迁后回到山上住的原因：“8月10日，我们搬下来，在山下只呆了一个星期，就又重新回到山上住了。因为山下鹿没有吃的，瘦得快，死的也多。”
午饭时大猎狗“朋朋”在我身边蹭来蹭去，我学着阿荣布的样子把啃完的烧鸡骨头喂给它，它满意得直冲我摇尾巴。我两次在点上都没有吃到“野味儿”，阿荣布似乎有点内疚，解释说：“因为搬迁离市里太近，所以猎民的枪都被收了。本来全都收了的，因为说驯鹿要圈养嘛。可是圈养没成功，我们还得回到山上，为了防御野兽保护驯鹿，乡里给每个点发还了一支‘小口径’。但是‘半自动’全都收了，‘小口径’不顶什么事儿，天冷了，野兽皮都长厚了，‘小口径’一枪打不死，反而让野兽跑得更欢了！”
我们带了两瓶白酒，吃饭之前阿荣布就着咸菜喝掉了一瓶，吃饭的时候他打开第二瓶分给楞诶一点，自己喝光了余下的。大叔有点醉了，喝完了还要，没人给他他就骂人，用汉语骂，也用鄂温克话骂，他像真的生气了，把帐篷里的炉子都踢动了。大婶从外面进了帐篷，但是不理会大叔的骂骂咧咧，还是不给他酒，他不干了，像在耍酒疯，大婶就把大叔摁在地上，骑在他身上，打他的耳光子，不过打得不重。大婶又生气又好笑，嘴里用鄂温克话数落着他，大意是当着我们这些外人的面，他这样子要酒喝是很丢脸的。大叔根本打不过大婶，被大婶压住动弹不了，嘴里不停地说着脏话，间或有几句让我分外震惊：“谁愿意过这种生活！”“谁愿意住这个破帐篷！”“谁是傻子啊！”“枪毙我吧！”这个场面我看着有点害怕，忍不住老瞅帐篷后面床脚放着的小口径步枪，但其他人都很镇定。大叔是真的醉了吗？好像也没有，他还被大婶压着，却转过脸叫着我的名字，让我“不要害怕”。慢慢的，大叔渐渐平息了，大婶起身，大叔却还躺在地上。
敖鲁古雅的生活是单调的，我在敖鲁古雅乡小学义务为孩子们教英语，安塔下山来的时候，常带着我去串门，通过乡民们眼神的逐渐变化，我感觉到他们慢慢接受了我。10月中旬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额沃给我取了个好听的鄂温克名字“伊曼娜”，就是“白雪”的意思。
漫长的寒冬里，最低气温零下四五十度，山上的猎民回到了山下集中供暖的新居，他们在冬季最寒冷的两三个月里（12月中旬至3月中旬）基本不在猎民点居住，因为寒冷季节里，驯鹿不太需要人的照顾，它们奔散到各处，扒雪找苔藓吃。猎民只需隔上半个月左右上山看看驯鹿的踪迹，知晓驯鹿的大概位置，从而方便来年春天雪化以后找寻；同时，也看看驯鹿喜食的苔藓是否被雪压得太实，有没有“白灾”。尽管老猎民玛利亚?索开始不愿意下山过冬，最后还是被女儿强行接到根河家里来过了年。
4月份还没等到冰雪完全融化，猎民们就要上山常住，忙碌的时节就要开始了。猎民们选择水源好、苔藓丰富、背风向阳、交通方便的地方搭建大鹿圈，找回怀了小仔的母鹿，准备接羔。4到7月是猎民侍弄驯鹿最繁忙的季节，猎民家的劳力都上山干活，这时候山林里的人才稍微多了一点，乡政府派车在每个猎民点呆几天，把鹿茸锯下来拉回乡里的鹿茸加工车间。
从4月份起，森林里生出一种小得像沙子似的的小虫子，当地人叫“草爬子”，据说它嘴上生倒刺，一头扎进人的皮肤使劲往深里钻，如果人们要用手往外拽，只能拽出来一部分，倒刺勾住皮肉就清理不出来了。这时候，别无他法，只有用刀子剜一块肉下来才能把它彻底清掉。我看到几个猎民的脖子、手臂上都有一个小圆疤，他们说是剜草爬子留下的。最可怕的是，有的草爬子带有“森林脑炎”的病毒，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叮之后，半个小时内就能致命，即使抢救及时，也会落下语言迟缓、头脑痴呆的后遗症。
面对草爬子我惊恐不安，猎民们却很坦然。一次玛利亚?索老太太的衣服一翻开，衣服的褶皱里、皮肤上全是草爬子，把我吓坏了，可是老人很自若地干着手里的活儿，老人说自己从未被草爬子弄伤过。可是，草爬子叮死人的事件根河每年都发生，近几年鄂温克猎民都打了“森林脑炎”疫苗。老猎民不无感叹地说：“现在连草爬子都变了，以前猎民也有被叮的，可哪有死人的？都是破坏大自然遭到的报应。”
七八月份，到了大兴安岭的夏天，树木更加旺盛，白天也有些炎热，但下午4点多太阳一下山，气温马上就会降下来。大森林里几乎天天都在下雨，因为道路泥泞不好走，报销了我一双新胶鞋。猎民们在山上穿的鞋子要么是军用胶鞋，要么是高筒雨鞋。他们的鞋子也是坏得特别快。
这个季节里虾虻、蚊虫特别多，猎民每天都得用几根朽木，头对头拢在一起，采来一种潮湿的草，点着，只冒烟，不起火，给驯鹿“熏烟儿”（熏蚊虫，鄂温克话叫‘萨弥’），白天驯鹿都围拢在“萨弥”周围歇息，晚上气温低了、虫子少了才出去找苔藓吃。
兴安岭的夏季很短，到8月末9月初，天气就凉到冷的地步了，这时驯鹿开始交配，蘑菇也长成了，猎民和驯鹿都采食野生的蘑菇。猎民骄傲地夸奖驯鹿，说驯鹿是非常聪明的动物，自己能够辨识哪些是有毒的蘑菇而避开不吃，猎民们吃蘑菇也都是从驯鹿那里学来的经验。天凉了，驯鹿不再用熏烟儿，白天可以跑远了，因为驯鹿喜欢吃蘑菇而蘑菇又长得分散，所以驯鹿就会到处乱跑。这时候，猎民最大的工作就是跋山涉水地寻找驯鹿，一般都是男猎民的活儿。猎民说：“现在外面来的人在林子里下的套太多了，驯鹿不小心就会被套住，跑不了就会饿死，也会因为受套伤而死。所以必须及时出去寻找。”
周而复始，四季轮回。其实鄂温克猎民并没有明确的四季划分，他们至今还是说“到了打鹿胎的时候了”、“到了打狍子的时候了”、“到了打棒鸡的时候了”。他们对季节的划分还是沿用了对狩猎活动“时候”的把握。有些男猎民对我说：“你不知道，不让打猎，我的手有多痒痒啊，心里那个难受劲儿，真别提了！”
挑了个“好”季节，我上了“玛利亚?索猎民点”，玛利亚?索猎民点相对其他几个点来说，规模最大、人数也最多、传统习俗保留得最完整，并且那里还有个不会说汉语、德高望重颇有领袖风范的老太太玛利亚?索。
玛利亚?索猎民点的帐篷搭建在密林深处，不像其他猎民点的帐篷在路边就能看到。下了车，满眼只是翠绿的森林，高高的林子遮天避日，使人感觉到一种神秘。“汪汪”的狗叫声由远及近，两只大猎狗前撵后跑地过来了，跟着来了几个年轻的男猎民，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他们，拨开腿边的杂草灌木，经过一条曲折泥泞小径，终于望见了冒着青烟的帐篷。
刚到时我对猎民点的生活没有什么好感。猎民兴高采烈套着了狍子，做好了野味肉包让我享用，可我却吃着发腥；晚上躺在硬硬的板床上，还要忍受山耗子抓挠我的头发。上厕所都不能踏踏实实的，因为驯鹿就在帐篷周围觅食，它喜欢咸味儿，猎民每天给它喂食盐还不够，谁去方便它都跟着。
山上的白天很短，夜晚很长，我每天睡觉的时间比醒着的时间多。白天，男猎民忙锯茸、整柈子，女猎民忙挤驯鹿奶、抓鹿、做饭，老太太搓鹿筋线、缝皮子、发面打列巴，只有我没事儿四处转悠着看；傍晚，有酒的时候男猎民聚在一个帐篷里，点着蜡烛喝白酒，没酒的时候就带着我和女猎民打打扑克。
经过一次在猎民点的生活，我对森林的向往不再那么“饥渴”了，回到乡里我想再也不上山住了。可是我心里的疑惑更加强烈，为什么我这么不愿意呆的地方，鄂温克老猎民却心向往之呢？尤其是得知敬老院的两个100岁左右的老姐妹都上了猎民点居住之后，我更是惊诧万分。
玛利亚?布老太太就是敖乡最年长的老人，她去的地方是女儿达玛拉的金林猎民点。金林地势险要，猎民点就建在公路边的山坡上边，两个发白的军用帐篷矗立在绿色林海里，随着阳光的变化隐约闪现。山坡上的苔藓这一丛那一簇，看起来比其他猎民点的苔藓多得多，但是达玛拉仍然不太满意，她向我抱怨：“虽然这里好歹驯鹿能吃饱，但套儿也很多，我们的鹿套伤了好几个了。这里还是不如阿龙山，我还想往回搬。驯鹿被套死，我都心疼死了！”
玛利亚?布年岁大了，眼睛不好，但是头脑还很清楚，她静静地坐在帐篷里，天气好的时候，到帐篷门口坐坐，她不懂汉语，问她为什么愿意住在山上，她说：“山上好啊！山上有驯鹿。”玛利亚?布的妹妹巴莎只比她小一岁，一辈子没结过婚，夏天也被侄子达瓦接到景观路的猎民点上去了。两个老太太都说猎民点比新址的敬老院好，尽管她们在猎民点什么也干不了，却还是喜欢呆在那里。
我和玛利亚?索老太太坐着吉普车上阿龙山时，一路上颠颠簸簸了七个多小时，直到下午5点多才到猎民点。下了车，我腰酸背疼，年近80的老太太却一点事儿没有，脚步扎实又轻巧地在前面走，我一脚深一脚浅地紧跟慢撵还是落了好大一段距离。
山上的日子是一成不变的，我开始仔细体会当猎民的感受。早上，我跟着王英、柳霞去鹿圈挤奶，帮她们抓驯鹿系笼头；中午、傍晚我帮着她们做午饭、晚饭，其他没事儿的时候和老太太一起熟皮子、缝皮子。天好的时候，我跟着男猎民去河套挑水，也跟着他们走很远的路去采野果子。虽然苍蝇还是那么多，但是猎民说的没错。
在森林里，最让猎民激动的是打猎，最让我激动的就是和他们一起出猎。
有一次，我们五个人一起出去采都柿和牙各大（山上的野果子），三个男猎民都背着枪，我和王英拎着茶缸，背着铁皮水桶。走在半路上，我们遇到了大棒鸡，可惜被我和王英全神贯注的谈话吓跑了。我跟着他们几个在林子里和灌木丛中穿梭，他们脚步轻盈，行走敏捷，而我明显艰难费力，总需要他们的等待和帮助。采都柿和牙各大的时候，我不小心摔了两个大马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也就忘了自己的疼痛。林子里的路深浅不定，我只能像熊一样迈步，而他们四个却健步如飞。那天，我们来回走了20多公里，回到帐篷，我浑身散架了一般，腿疼了三天。还有一回，我跟着维佳去狩猎，实在跟不上他了，他就让我在林子里的一个地方等。等待是多么难熬的事情，而在寂静的密林深处等待又让人多么害怕！当一个多小时后维佳打着猎物又回来接我的时候，那种欣喜和激动真是难以言表。
我们采回来的野果子，老太太做成了都柿酱和牙各大酱，又好看又好吃。过了十来天，老太太看着我熟练地熟皮子的样子，乐呵呵地说：“伊曼娜也是鄂温克了！”现在想来，如果我不再抱着外人的态度，而是像猎民一样，那么，我就和他们活得一样自然安逸。用猎民的眼睛看森林，用猎民的感官接触森林，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和谐……在与世隔绝的森林里生活，是那么恬淡、轻松、自由自在……
森林是鄂温克老猎民的家，而不是年轻猎民的。玛利亚?索老太太从来都不认为山下的房子是她的“家”，她说“我要回家”的那个“家”从来都是指山上的破帐篷。她所有的家当都在山上。她说山下的生活她适应不了，大便都便不出来，而一到了山上她就觉得浑身都舒服。不少老猎民和我讲：“我年轻的时候，见到外面来的人，别提多吃惊啦，心想：‘啊，山外面还有人啊！还有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啊！’”新中国成立前鄂温克猎民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几万平方公里的大森林里只有几百人，森林里的各种资源对他们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我渐渐发现了一些体现鄂温克猎民生活智慧的小细节。一张在我们眼里非常不起眼的小方桌，靠四个尖尖的脚，就很容易在坑洼不平的土地上找平站稳；不用一钉一线做成的桦树皮盒，用来装盐、装烟，既不会摔碎，又可以防潮，轻巧实用；猎民们口中经常含着的“依米西那”（口烟），既可以生津止渴起到香烟的作用，又可以免除香烟需要点火带来的火患……种种智慧的结晶不一而足。根据鸟的叫声就知道哪边发生了“天火”（雷击等引起的自然火灾），根据变幻的云朵就能预知几天后的天气，根据驯鹿的粪便就知道驯鹿得了什么病，根据蹄印儿就能判断出是多大的猎物，这些在我看来就像一辈子都参不透的“天方夜谭”，而在老猎民那里却是如此了然于心。
老猎民有这样的体会：以前山上的活怎么也干不完，大家都尊敬能打猎又勤劳的人。可是，“现在的年轻猎民，什么都不愿干，懒得不得了，”巴拉杰依说，“现在的年轻人这样往死里喝（酒），就是因为没事儿干，扫大街的活不愿干，猎民点儿的活儿也不愿干，光等着天上掉馅儿饼！”
巴拉杰依是个很明智的老猎民，她说：“我知道驯鹿茸现在根本不挣钱，反正我和维佳每月有两千多块的工资，够我和维佳、柳霞生活，让他俩在猎民点放鹿，就是哄两个孩子玩儿，他们也有点事儿干，不然在山下早喝死了。但是，驯鹿也得养好，所以我就没把驯鹿搬下来，驯鹿要是没了，我们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现在不让打猎，猎民再没有驯鹿养，还能干啥？不就更往死里喝了嘛！”
在敖鲁古雅，年轻猎民们最羡慕何协（玛利亚?索的大儿子），他是乡政府的司法助理，每月一千多块工资，而且还有枪，可以上山打猎。已经体会到现代生活带来舒适的年轻人，大多数不愿意上猎民点过艰苦的生活（偶尔上山打猎除外，因为这属于一种消遣，所以猎民还是喜欢的）。别说年轻人，年过半百的女猎民格拉也不愿意再回点儿上居住。
有一次几个港澳来的老人在达瓦猎民点参观，一位老教授和格拉盘腿坐在地上聊天，格拉已经喝多了，又问我们要啤酒喝。一会儿，一瓶啤酒喝下肚，她就开始说话了，其实是在发脾气：“谁愿意呆在这里？鹿在下面养不活，就让我们到山上住。这里不好……”她气急败坏，用十个手指狠狠地锄地，手指甲下缘都出血了。她还拿起了刚喝空的酒瓶了，做出了要砸人的动作。大家一阵劝阻，终于止住了。
格拉确实不愿意在山上住，可是到底谁让她到山上来住的，她又说不清楚。她间隔下山的时候经常去姐姐巴拉杰依家，埋怨她：“都是你们搞的，把我们搬到根河来干什么，驯鹿养不活，人也养不活！你自己的驯鹿倒在阿龙山呆得好好的。”巴拉杰依是根河市人大代表，当初市里请了几个猎民代表开会决定选址问题，其中有巴拉杰依。巴拉杰依本来打算把自己的驯鹿从阿龙山猎民点搬迁到根河附近，后来看到搬下来的驯鹿长势不好损失严重，养驯鹿的猎民又有回迁的趋势，所以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我曾问过猎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老猎民说：“就在山上，外面的人不要来扰乱我们的生活。”年轻猎民说：“像何协那样的。”老猎民说，现在外界对“鄂温克”（指使鹿部）的态度变了，以前是爱护、尊敬的，鄂温克猎民走到哪里都很骄傲。现在，“外面的人看我们的眼神都是异样的。我们的自尊心经常受到伤害。”但是，这种态度转变的原因，他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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