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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武进王洛家族墓出土服饰掇英

古陵憨子

明代武进王洛家族墓出土服饰掇英

效果图1：比甲交领整体

武进王洛家族墓是比较典型的明代中期墓葬，出土了很多较为有代表性的服饰和器具。但可惜的是，一直以来只有简报，而未见其有详细的考古报告面世。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墓葬，主要是因为，其出土的狄髻（“狄”为上髟下狄的一个字）保存比较完整，而且配饰齐全，在研究明代冠服首饰的资料中，是较为典型的代表。另外，王洛之子，王昶的继配，徐氏的狄髻配饰相比她的婆婆盛氏更为完整，由此为切入点，我最终选择了徐氏墓的陪葬衣饰作为想象图绘制的摹本。下面将绘制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和资料搜集整理出来，以资共享。

一、头上风光

狄髻，是明代妇女服饰中最具时代特征的饰物。它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在各个时期内，其形状细节各不相同，或高或矮，或圆或尖；材质也不一样，从文献来看，有假发编制的“头发壳子”，也有金银丝编织的金/银丝狄髻；还有代表身份地位更高的“金线梁冠儿”之属。

徐氏狄髻在简报中称为：漆纱珠翠庆云发冠，编号M2c:1。“以银丝编织长方孔网纹框架，框架上覆以黑绉纱”。围绕着这个狄髻，又有一套配套的首饰（明清两代称为“头面”）。徐氏狄髻，冠前中部有一尊金佛像，一般称为挑心；金佛像之下有一条呈弧形带状梅花金饰，共有11朵梅花，花蕊内有珍珠，均已腐蚀剥落严重，这件饰品可称为钿儿；冠后下部，有一月牙形云龙纹金饰，工艺十分精美，锤堞出立体浮雕效果，极为出色，这件饰品可称为后分心或者满冠；冠顶部，有一大簪，上部为大朵的金质葵花，大葵花下面，四周由小蜜蜂和小葵花间隔组合的纹样烘托，最下部为卷曲的叶子，这件饰品可称为顶簪，是整套头面中最为醒目的一件，直接定下了头面“蜂蝶赶花”的主题。

图1：徐氏狄髻正面

除了这几件大件的饰品插戴在狄髻上之外，另有些花头簪钗。徐氏的包金发簪有四件，簪头为花瓣状，应当是两两成对，插戴于狄髻冠体两侧（徐氏婆婆盛氏墓有三对簪头为花瓣状的金簪，出土时，就分别插在狄髻冠两侧），起到将狄髻固定在发髻上的效果（依据出土简报所述，冠出土时，两侧各有两根包金发簪将冠别牢在发髻上）；还有鎏金发钗两件，簪头为蘑菇状，明代多称此种小簪为“一点油”，可以插戴在狄髻上，或者盘发髻时，用来固定发髻（盛氏墓亦有一对簪头呈三角塔状的细簪，出土时交叉插在死者头顶发髻上，应该起固定发髻的作用）。这些头面插戴在狄髻上都有一定的规矩，从明代容像中可以发现不少这样的实例。

图2：徐氏狄髻背面和花头簪

图3：盛氏狄髻和花头簪

图4：倪仁吉吴氏先祖容像

此外，徐氏尚有一枚银簪，簪头为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和一只小蜜蜂。该银簪未指明出土时的插戴位置，参考江苏无锡“明代华复诚夫妇墓简报”图片，有可能插戴于狄髻下部，发髻之后的位置上。这枚银簪或可称为鬓钗或者掩鬓，从部分明墓出土现场来看，比较大的云头形的掩鬓簪常常就是被插戴在发髻后面，狄髻之下。徐氏这枚银簪，只有单只，插戴情况或与此类似。在纹样上，银簪和顶簪相呼应，结合两对花头簪，整套头面都以蜂蝶赶花（恋花）为题材，是比较完整的一套明代狄髻头面，极具代表性。

图5：徐氏银簪

图6：华复诚夫妇墓出土情况（侧面）

以上，就是徐氏的整套狄髻以及头面情况。

狄髻佩戴方法应该是扣在发髻上。对于发髻形状，出土报告未有描述，也无发髻图片发表。但依据其他明墓出土时死者发髻情况来看，当做比较简单的“一窝丝”，即头发总束于头顶之后，顺盘几圈，余发藏在底部，然后用小簪子固定。根据其他墓葬出土时的现场照片，结合盛氏墓出土时狄髻的情况来看，徐氏狄髻扣在发髻上，但不把发髻全部罩住。

图7：盛氏出土时照片，佩戴狄髻、额帕

徐氏狄髻，直径10.3厘米，高5.6厘米，比较矮小。因此，徐氏狄髻只罩住发髻上部，而露出下面黑发的可能性最大，正如《金瓶梅》里描述的一样“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狄髻，一迳里踅出香云，周围小簪儿齐插”，“头上戴金赤虎分心，香云上围着翠梅花钿儿，后鬓上珠翘错落”。由此推断，我认为“香云”即是狄髻下端露出的发髻下围，也可插戴首饰，如图6的华复诚夫妇墓，即刊登有狄髻插戴在发髻上的完整图片，以及图8明代唐白云夫人容像局部画像，均可补充王洛家族墓徐氏资料的不足。

图8：明代唐白云夫人容像

除了狄髻这个重头之外，头饰中还另有一额帕，出土时箍住狄髻下部和发髻。额帕两侧各缝有八朵金花，金花中嵌有红宝石；额帕中部有5朵若干珍珠缀成的梅花形图案，珍珠腐蚀剥落严重。此简报称呼的额帕，大体就是明代的箍儿。箍儿以布料为衬底，上面缝缀珍珠、金银饰品以作装饰，然后再套戴或者围系在头上，明代的画像以及小说里都有提及。另外，尚有其他明墓出土的箍儿可参考，如上海打浦桥明墓出土的箍儿。但是，徐氏的箍儿形状上（两端比较宽阔，即围合后造成后面有一定披幅）却与众稍有不同，比较少见。一般的箍儿，比如她的婆婆盛氏，都是两端稍阔，中间略窄的一条布带子（参看图7），其他明墓出土实物也多做如此，一直到清末民国，民间女子尚有戴勒眉的习惯，即从明代戴箍儿而来，形状也大致相似。因此，徐氏的这个，除了形状比较少见之外，在佩戴方式上却和明清妇女无太大区别。而此形状在明清儿童装束中却常见不衰，在邻国朝鲜，妇女和儿童中也有佩戴。所以，在箍儿的佩戴方式上，除了现代人的审美不太习惯之外，并无奇特之处。

图9：徐氏箍儿

图10：盛氏箍儿

图11：打浦桥明墓出土箍儿

图12：清代婴戏图中的小孩帽子以及实物

图13：清代妇女的勒眉

图14：朝鲜/韩国妇女、儿童的帽子

在颜色上面，因为王洛家族墓服饰基本已经褪色成黄色、褐色之类，难以看出本来面貌。查看箍儿文物照片，为上下两层颜色深浅不同的布料叠加缝合而成，上层的布料颜色较深，形状较窄，金花，珍珠等饰物先钉缝在上面，然后再整体缝缀在下层一条较为宽阔，颜色较浅的布料上。观看明代容像，额帕多以蓝、黑色为主，因此，在绘制的时候，将颜色选定为底部蓝色，上部黑色。钉缀的饰物，是从博物馆展示的照片，并结合简报文字的描述，综合分析绘制而成。

图15：明代画像中的箍儿

此外，从箍儿上下两层织物钉缀在一起的情形来看。是否可以做这样一个推测：这条箍儿，上层的比较窄的那条本是可以单独使用的，那么其形状就和盛氏以及打浦桥明墓的箍儿基本一致，在秋冬的时候，为了头部的保暖，再另外钉缀在一条宽阔的织物上，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徐氏箍儿的形态。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论证。

上面即是徐氏的头上风光。具体的名物考证，以孙机、扬之水、孟晖三位先生对于明代狄髻头面的考证论述为主。这里限于篇幅，又无其他特别观点抛出，因此不再做具体论述了。

二、身上风光

王洛家族墓，二号墓共出土了丝织品35件。其中，以徐氏的最为完整齐全。有单、夹、丝绵，各个季节的；织造装饰或华丽或朴素，不同式样的各类衣裙。在我绘制的图中，女子上身外罩一件蓝色方领对襟短袖衣。方领之内，其一，为一件白色护领红缠枝莲花纹样的交领大袖长袄；其二，为一件白色竖领红色落花流水暗纹对襟大袖长衫。腰系一条绿色折枝牡丹花暗纹织金璎珞杂宝裙襕的裙子。（颜色上因为达不到专业的颜色复原的程度，因此以自我发挥搭配为主。）

以上衣物分别是从以下实物中挑选而来的：

第一，方领对襟短袖衣。原物编号为M2c:22，主要数据描述为：面料为银灰色素绢，领、襟为银灰色素缎，方领，对襟，短袖，两侧开44厘米长的衩口，门襟有两副扣袢和一副长31.5、宽1.5厘米的扎带，银灰色素绢衬里，内铺丝绵。领宽3厘米，衣长87厘米，通袖长120厘米，袖口宽33厘米。

图16：博物馆比甲图片

图17：盛氏比甲

之所以对这件衣服比较感兴趣，是因为除了明定陵之外，其他时期或其他地域的方领衣服并不多见。盛氏墓葬中也出土了同样款式的方领衣服两件（一夹一单），说明这类方领对襟衣服的使用季节，应当是四季皆可的。

图18：定陵方领衣

另外，在徐氏的这件方领上，还使用了两对扣袢。从博物馆展出的实物图片来看，是长脚的布扣袢。而扣袢和系带同时在一件衣服上使用，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甚至成为一种程式传承。直到现代，京昆衣箱中，各种帔上，依旧装饰有系带，上面再用扣袢扣系。而再往前的清末民国时期，妇女穿着的衣裳中此类搭配也一直存在。

图19：戏曲女帔

这件方领，就款式上来说，我认为明显当属半臂一类的服饰。但是，明代所用半臂称呼比较少见，因此，称作“比甲”应当比较合适。《元史·后妃传一·世祖后察必》：“﹝后﹞又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於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比甲最初为士兵穿着的一类服饰，短袖或者无袖，方便作战，也称为罩甲。在民间，自古也存在着各类的半臂、坎肩式样的服饰。比如宋代，有对襟无袖的背心，唐代亦有各类半臂。故，比甲在明代民间流行穿着，也是传承固有的习惯，且使用比较广泛。

图20：元代半臂

图21：宋代背心

图22：唐代半臂

图23：明清版画中的比甲等

第二，黄绿色缠枝花缎立领棉袄。徐氏墓出土的其它衣物还有很多，为了能搭配上这件方领比甲，我在徐氏的其它衣物中进行了筛选。首先，方领比甲款式较为便宜，因此，排除掉带有补子的服饰（官服一类），剩下的衣服，基本就以交领为主了。另有一件编号为M2c:19的衣服，简报描述为：面料为金黄色落花流水花缎。盘领，对襟，宽袖。门襟用宽2.2厘米的米黄色梅蜂花缎镶边，此即《金瓶梅》里提到的眉子，两边个钉有三幅扎带。两侧各开有长52厘米的叉口。……领宽4.5、领深6.5、衣长100，通袖长210、腋袖宽35、袖笼宽64、，袖口宽15，腰宽60、下摆宽46厘米。

图24：徐氏M2c:19

对应简报所列图片（因为印刷为黑白，图片又较小）来看，疑似为立领对襟的款式。参照以往明墓出土的其它服饰数据，如果是盘领，一般为斜裁缘边的制作方法，因此领宽不会很大，基本维持在3厘米左右。如盛氏墓有一件盘领衣（圆领补服），领宽只有2.5厘米。所以判断，这件衣服有可能是一件立领对襟款式的衣服。另外，在北京南苑苇子坑发现的，明正德十年下葬的夏儒夫妇墓里，出土的女装，几乎都以对襟立领的衣服为主。这种趋势，直到定陵衣物出土的时候也未改变。因此，结合以上两个考古发现，也可以证明我的判断。于是，我便将这件衣服做立领对襟款式来绘制。但是，待博物馆文物发布以后，自然以文物为主，在这里只是我个人的推测。衣服纹样是从定陵出土文物中选取的落花流水纹和梅蜂纹。

图25：苇子坑明墓出土女衣

用夏儒夫妇墓出土的服饰与王洛家族墓出土的服饰对比来看，出现了南北流行的差异。观之明代帝后画像，在英宗的两位皇后画像中，大衫霞帔之下的圆领内，穿着的衣服即疑似为对襟的立领，但未缀金银子母对扣（徐氏这件疑似立领的衣服，情况与此相同，未提到领口有扣子，也可能是遗失了）；而到了宪宗皇后那里，则已经是明显的立领对襟缀扣子的样式了。其后的皇后们，无论穿着大衫还是翟衣，里面必搭配有立领。对比看苇子坑明墓的衣服，其立领款式的成熟程度，就应远远早于其墓主下葬的年代。那么，在英宗，甚至更早，出现立领对襟加纽扣款式的衣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英宗孝莊睿皇后

英宗孝肅皇后

宪宗孝貞純皇后

宪宗孝惠皇后

神宗孝端顯皇后

图26：英宗皇后像宪宗后像等

王洛家族墓，几乎没有立领对襟的衣服出土（除了徐氏M2c:19这件疑似的之外），而徐氏下葬的年代，据考古人员推测，应当在嘉靖至万历年间（苇子坑明墓为正德十年下葬），我们从侧面可以推测知道，明代南北衣饰发展的不同步，而这也正是服装流行的一种规律（因为地域不同，文化略有差异，流通速度不一，局部地区相对闭塞等因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

效果图2：立领全身图

与此印证的有钱穀绘制的《董姬像》。钱穀，江苏苏州人，其生活年代为明嘉隆至万历早期。他所绘董姬半身像，董姬素挽乌髻，略插珠钗，穿圆领/方领扣子夹衣，神态静穆。上书有项圣谟篆书“董姬真容”四字，此画据考画于万历六年。另有黄姬水所写词《题董姬描像寄远二首》。黄姬水也是江苏人，生活于正德至万历初年，因此可知董姬本人也应当与两者生活年代相当。其画像所着衣服款式，正好和徐氏墓出土衣物如出一辙：外罩一件短袖比甲，里面为交领。

图27：董姬像

据此，我又重新补绘了徐氏比甲内穿交领的图片。徐氏出土交领衣服很多，也有单、夹、绵的区别。衣身皆长于比甲，在90至112厘米之间（交领补服长130厘米），皆是50至67.5厘米的大袖。于是，我选择编号为M2c:29的黄绿色缠枝花缎交领棉袄搭配方领衣（缠枝莲花纹纹样选自定陵）。

图28：黄绿色缠枝花缎交领棉袄

第三，裙子。徐氏墓一共出土了14条裙子。亦有单、夹、绵的区别。其中，单裙提到有裙襕：“M2c:35、39有两条捻金线织金襕，其他（4条）金襕均为三条。金襕图案有八吉、宝瓶、莲花、伞盖、幡状纹和茶花、犀角、方胜、珊瑚枝、银锭、珍珠等杂宝。”这里提到的金襕，是明代女裙喜欢用的装饰款式。在裙子的底端和膝部，装饰上一整条宽度统一、纹样各异的横向纹样，称为襕。简报内提到的三襕和二襕，对照博物馆展出的图片，应当是说横襕的襕边，并非裙襕的数目。裙款式为明代通用的马面裙，两侧各三个裥，马面较窄，宽度仅为13至17厘米左右。其裙襕纹样，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上有基本一致的大样给出。由此，结合以上资料，我绘制了一条折枝花缎璎珞杂宝金襕的马面群。此类带有璎珞裙襕的裙子，在明代画像上也常见，颜色主要以蓝、绿色为主，所以，绘制的时候，裙子处理为深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