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服饰与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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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人类服饰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义，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行进了几十万年时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之后，披兽皮榆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中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又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于遮身暖体，更在于它的美化功能。几乎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积淀与服饰内涵之中。

中国服饰如同中国文化一样，是各民族相互渗透影响而成的，在大量吸取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结晶之后，形成了中国以汉族服饰为主体的服饰文化，在这中间，北方民族一直活跃在中国北方大部地区，甚至有不少北方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因此汉族与北方民族之间在服饰方面的相互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下面分别从汉族对北方民族服饰的影响和北方民族对汉族服饰的影响来阐述之。

汉族服饰对北方民族服饰的影响

汉族作为我国人数最多的民族，服装方面自有其悠久的历史。从平民或贵族的普通服装到皇帝与官宦等级鲜明的服装，从服饰的款式造型到各种质地，从小规模的服饰手工作坊到大规模的互市贸易，无不影响到北方民族的服饰文化。

汉晋时期西域少数民族有其自身的民族服饰，汉武帝之后，打通了与西域的贸易通道，大量丝织品和汉族服饰传入西域，尼雅东汉墓出土的衣服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衣服有许多相似之处，质地都是丝绸，上衣的领口、袖口有边，手套都是直筒露指式。吐鲁番和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绢衣、丝履更具有汉族服饰的特点。

自南北朝以来，北方各族入主中原，不但将他们的服饰带到中原，同时也接受了中原的服饰。如北魏孝文帝时期，制定冠服制度，服衮冕以朝。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服饰与汉朝服饰相互参杂，北方诸族服饰也在汉化，《魏书.吐谷浑传》（吐谷浑原为慕容鲜卑的一支）载：“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与华夏。”，《梁书.河南传》载吐谷浑：“著小袖袍，小口裤，大头长裙”。基本与汉族服饰一致。

进入隋唐时期，北方民族与汉族的接触更为频繁，如幞头，原来由汉巾幅巾或燕巾中演变而来，至北周后形成固定形式。幞头在南北朝至隋代时传入西域，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唐代宦官俑、彩绘打马球俑等头戴幞头的牧马人就是佐证。

汉代，契丹建立的辽朝入主中原。《契丹国志.国初兴本末》记载，传说契丹一主“号曰喎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可见早期契丹人的服饰应是“戴猪服豕”，入主中原后，太宗开始制定“衣冠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也就是说其衣冠制度不但有本民族服饰，而且有汉族服饰，北面臣僚穿国服，南面臣僚穿汉服，可见此时契丹族的服饰已开始受到汉族服饰的影响，随着辽朝封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契丹人的服饰日益汉化，不过除大礼外，契丹官吏仍着本民族服饰。由于入主中原，各地区出现手工纺织业，衣着也不完全是皮裘，而是丝织品、棉织品掺杂其间，尤其是契丹贵族远比平民变化更大。

女真族入主中原后，其服饰发生显著变化，特点是中原汉族服饰渗入本民族中。在女真进入黄河流域后悉取宋宫中法物、仪仗等，从此衣服一改朴实之风而变为锦绣之习，在元旦大礼中均如汉服制度，此外，臣下朝服大抵皆采用宋制，金女真皇后用九龙、四凤冠，宗室外戚命妇，官员母、妻等大抵同采冠服。

早期的蒙古族服饰多以畜兽毛皮制成，男女服装款式相似，都穿长袍，为右衽交领，由左边到腋下右开叉，右边有三扣，左边有一扣，少数为方领。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周边民族特别是汉族的纺织品进入，于是富裕者就采用绸缎、棉绸等制作衣服。

蒙古族入关后，除保持其固有的衣冠制度外，还采用汉朝的朝祭服饰，如冕服、朝服、公服等，大体参酌汉、唐、宋的服饰制度，元代皇帝冕服有衮冕、衮龙服、裳、中单。衮冕，用漆纱制成，冕上覆綖，青表朱里。綖的四周环绕云龙。冠口以珍珠萦绕。綖的前后各有十二旒，綖的左右系黈纩二，冠的周围，珠云龙网结，綖上横天河带，左右至地。这实际上是参照了先秦的典章制度，对古代君王冕冠加以适当改造。衮龙服，是用青罗制成的，饰有日、月、星等图案。这和唐、宋衮服比较起来，略有简化。皇太子的衮冕，用白珠九旒，红丝组为缨，青扩充耳，犀簪导。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四章在裳。白纱中单。瑜玉双佩。白袜朱舃。这和宋代皇太子衮服相近，都为“白珠九旒”，宋代的“青衣红裳”，元代改为“青衣朱裳”。

满族入主中原后，保持了其服饰制度，不轻易改动。乾隆年间曾有人建议改服汉装，但未实行。虽然乾隆未采用汉式衮冕服饰，但在衮服、朝服上仍采用衮服中的十二章纹饰。在《清高宗秋影写字图》、《喜晴图》、《观画图》、《行乐图》中都有乾隆戴巾、帽的形象，所穿衣裳皆为汉族形制。此外，虽然满族统治者废除了明代官员的服饰，但在一些方面仍旧沿用明代服饰特点，如官服上的补子，不过明代补子施于常服上；清代则施于补服上，并略小些。明代以靛青染天鹅翎缀于红笠上，以一英、二英、三英分其贵贱；而清代以羽翎垂于冠后，分单眼、双眼、三眼和没眼的蓝翎来区分贵贱。清代命妇冠上缀有金凤、金翟，以数目多少定差别，这些都是明代的制度。清代满服中有坎肩，肚兜，这都是入关后吸收汉人的服饰的的结果。

妇女服饰在清代可谓满、汉并存。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代中期开始，满汉之间各有效仿，到了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颇盛，史书有“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记载。

北方民族对汉族服饰的影响

北方民族服饰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胡服。胡服对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最深，几乎改变了中原汉族服饰的全貌。

　　最早的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影响当属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以胡服教百姓了。

战国时期，赵国与东胡、楼烦相邻。当时汉人打仗时都用车战，但车战不适用于山地峡谷之间，而东胡、楼烦这两个民族却善于骑射，鉴于胡服利于骑射的特点，公元３０７年，赵武灵王力排众议，毅然引入胡服，改变了以往长袍加身的着装习惯，改为分体式的短小精悍型打扮。

在古代，服饰是等级的标志、地位的象征。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在格斗中帽缨被打断，他明知风险，竟停止战斗说：“君子死而冠不免。”这了保持帽子的完整，他将帽缨重新扎上，从容被杀，由此可以看出赵武灵王推行穿“胡服”的难度可想而知了， 但是他仍要坚持推行“胡服”政策，可知在战斗中，胡服确实要较汉族的长袍更为有利，事实上也证明在采用胡服之后不到一年，赵国就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中山、林胡、楼烦都先后被收服。

其次，赵武灵王还引入了北方游猎民族穿用的靴子，《中华古今注》当中有“靴者，盖古西胡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一说，《释名》亦有“靴字不见于经，至赵武灵王始服”之说。可见在赵武灵王之前，汉民族并不穿靴，而且也没有“靴”这个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许多文物中都可看到“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影响。

赵武灵王引入“胡服”，可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服饰革命，为我们今天上衣下裤式的着装开辟了先河，具有深远的意义。

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受胡服影响，出现了“裤褶服”。

裤褶之名始见于三国时期，此后在魏晋、南朝日益传播推广，这是一种对北方游牧狩猎民族服饰的称呼，由于北方民族善于骑射，涉水草，所以多上身着褶，下身着裤，称为“裤褶服”。裤褶服是北方民族日常穿用的服饰，但在传入中原后为了符合汉族服饰的特点进行了改进，主要是取其广袖，改大口袖，改左衽为右衽，多作为戎装或轻便急装，在南朝时盛行，此外南北朝时期的妇女也大多有裤褶服。

这种裤褶服，自南北朝至唐一直盛行广袖大口裤制，并用之于朝见之服，它对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进入隋唐后，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影响进入鼎盛时期，不但官吏的朝服、常服受到影响，而且普通百姓服饰也多受到了它的影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中国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可知这个时期不但将胡服改制为流行服饰，而且还以多佩以胡饰。在魏晋时期为官庶通用的裤褶服至隋唐时以渐为官宦专用，在料质与服色上有专门规定。

隋唐时期男女都时兴胡服，女子的胡服一般直取原式，不加修改，而男子的胡服则多是与汉服样式相结合形成的。

隋唐人的巾帽也都以幞头（古代男子用的一种透进）和各式胡帽为常服，其中一种胡帽，特点是高顶，大檐，檐下悬一丝网类似“帷”，所以也称“帷帽”，帷帽由西域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盛行于隋唐五代直至元明，不分男女，无地位差别，都可佩带，但已没有了西域胡帽掩住双鬓的特点。

唐代胡服盛行，大有胡服取代汉服之势，这与李唐先祖本为藩戎有密切关系。

１０世纪到１２世纪初，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与南宋北宋对峙。

辽朝虽然没有下令汉族改装易服，但宋大观、政和年间曾下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可见仍对宋人服饰有一定影响。

金朝则不然，下令汉族改装易服，曾有河北刘邈抗金被俘，被逼剃顶，着女真装，不从而死之事。《揽辔录》云：“民久已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北皆然，而京师尤甚。”，可见女真衣冠在元北宋汴京已很流行。《续资治通鉴》中有“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伤风败俗，不可不惩，诏禁止。”，这里临安舞女头戴茸茸狸帽和身着窄袖胡衫，也可看出南宋临安也已流行北方少数民族服饰。

到清代，实行剃发易服制，剃发最终广泛推广开来，但满服却仅限于汉官和汉军八旗内穿用，却未在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内推广。可是满族女子的旗袍，却在汉族妇女当中传播开来，民国十年后不可遏止的在汉族妇女当中流行开来，３０是年代后，旗袍已成为普遍的汉族妇女服饰，直至解放前。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北方民族服饰与汉族服饰在服饰发展史上都着实的影响了对方，得以演化和形成整体的所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服饰文化，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英菲的论断：“我们可以肯定得说，在所有文化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最先都是以文化渗透的形式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