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一提起谈家桢,人们就会把他同遗传学联系起来。 谈家桢于1926年在东吴大学第三附属中学高中毕业(湖州二中的前身),后入东吴大学生物系学习,毕业后,先后至燕京大学、浙江大学、美国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意大利那不勒斯海滨研究所、复旦大学等单位任助教、讲师、研究员、教授。他是我国著名遗传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享誉海内外。 谈家桢一生致力于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遗传学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作出卓越的贡献。他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1999年国际上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3542的小行星为“谈家桢星”。 我相信科学 1921年,12岁的谈家桢从教会小学毕业后,又被父亲送进了教会办的宁波斐迪中学。谈家桢并不乐意在这所学校里继续上学,因为这里把《圣经》列为重点课程,课上要熟练地用英语背诵《新约》与《旧约》,每天早晨还要作祈祷。对此,谈家桢非但不感兴趣,反而感到憎恶,因为他从小看到的是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情景。但这却是谈家桢父亲的主张。他父亲在英国人主办的邮政局当一名小职员,为了爬上邮务官的高位,尽管卖命工作,还是没有如愿,因为他的文化基础差,尤其不懂英文。为此,他希望把儿子送进教会学校,希望儿子掌握英文,以实现自己的未竞之志。 在学校里,谈家桢学习很努力,尤其在英文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渐渐地,他也熟读《圣经》,还到教堂去做礼拜,并非为天主所吸引,而是为了提高外语听觉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斐迪中学,谈家桢是为数极少的不信教的学生之一,因此,一些外籍教员对他侧目而视。 有一天,一名外籍教员要谈家桢回答:“人是谁创造的?”谈家桢没有按照《圣经》中《创世说》所宣扬的那样回答说:“人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说:“究竟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我们还不清楚,这要由科学来回答。”教员一听,大为恼火,就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报告了学监,把本来准备奖给他的一笔奖学金取消了。同学们深为谈家桢可惜,对他说:“你真傻,为什么不照《圣经》说的回答呢?象留声机那样重复一遍多方便!”谈家桢说:“我不信上帝信科学,虽然我现在还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科学会找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由于屡次同学校当局在这类问题上发生冲突,1925年,谈家桢转学到浙江湖州东吴第三中学高中部。当时正值“五卅”运动前后,谈家桢血气方刚,经常与同学一起抨击社会弊病,对英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义愤填膺,热切希望祖国独立富强。他曾被同学推选为高中部学生领导人,组织并带领同学上街游行,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一时东吴第三中学出现轰轰烈烈的局面。 1926年,谈家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吴第三中学,并被学校免试保送苏州东吴大学。在选择专业上,他曾想攻读平时基础好的数学,但由于对生物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最后选择了生物学专业。 大学三年级时,美籍教员特斯克讲授的“进化遗传学与优生学”课,对谈家桢产生很大影响。那时,他结合课程内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批关于进化论、遗传学和优生学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顿觉豁然开朗,多年来求解“人是谁创造”的问题,在这书里找到了明确的回答。这时,他天真地想到,动植物有个育种问题,人是否也如此呢?如果应用遗传学原理可对人种改良,那么中国人的体质和素质就可以得到提高,就能脱掉帝国主义列强污蔑我们为“东亚病夫”的帽子。这也许就是谈家桢“科学救国”思想的萌芽。 谈家桢学习勤奋,三年半修满了四年的学分,于1930年夏毕业,并获得理学士学位。在四年级的时候,他当了特斯克的助教。在此期间,他一面阅读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充实自己的知识;一面在桃坞中学兼任生物学教员。他还发动与组织了班里约一半的同学,主办东吴大学1930年届年刊,自任社长,并走向社会,义务办学,兼任东吴大学青年会创办的惠寒小学校长,免费招收贫穷孩子入学。这一时期,他生活上虽然紧张清苦,却感到很有意义,特别是主持惠寒小学的工作,更加强了他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