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具在中国茶具发展只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与其饮茶的传统及方式有相当大的关系。当时饮茶风尚极为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茶具的生产，尤其是产茶之地的瓷窑发展更加迅速，越州、婺州、邛州等地是既盛产茶，亦盛产瓷器的地方。这时直接用饮用的茶具为盏(陆羽在《茶经》中称为碗)，其器型较碗小，敞口浅腹，斜直壁，玉璧形足，最适于饮茶。由于盏制作精细，釉色莹润，因而广受瞩目。最负盛名的当为越窑盏和邢窑盏，可代表当时南青北白两大瓷系，均为当时的贡品。越窑盏和邢窑盏在造型风格上有明显的区别。越窑盏“口唇不卷，底卷而浅”，邢窑盏较厚重，外口没有凸起卷唇。唐代南方青瓷以越窑为代表，主要窑址在今浙江上虞、余姚、绍兴一带。越窑盏是陆羽在《茶经》中所推崇的窑器，并用“类玉”“类冰”来形容越窑盏的胎釉之美，在当时影响甚大，倡和颇多，如顾况《茶赋》：“舒铁如金鼎，越泥如玉这瓯”；孟郊《赁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韩[亻屋]《横塘》诗：“越瓯犀液发茶香”；许浑《晨起》诗：“越瓯秋水澄”；李群玉《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诗：“红炉炊霜枝，越瓯斟井华”等，都是赞颂越窑盏的名句。这里收录的越窑青釉盏(图19，右图)，既是唐代最流行的式样，也是唐代越窑的大宗产品，均为典型的唐代器物。唐代越窑盏托托口一般较矮。浙江宁波市出土的一批唐代青瓷器，还有带托连烧的茶，托口沿卷曲作荷叶形，茶盏作花辨形。代表北方白瓷的主要生产地。唐代李肇《唐国史补》谈及邢窑盏口：“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白居易称“白瓷瓯甚洁。”释蛟然诗日：“素瓷雪白漂白沫香。”陆羽《茶经》也认为，邢窑盏“类银”“类雪”。这里收录的邢窑盏(图28，左图)，广口，外卷唇，斜弧腹，玉璧形足，通体施白釉，造型灵巧，釉色淡雅。邢窑盏在陕西、河南、河北、湖南以至广东等地唐墓葬中常有出土，正说明了当日邢窑盏“天下通用之”的情况。晚唐时，茶盏的式样越来越多，有荷叶形、海棠式和葵辨瓣口形等，其足部已由玉璧形足改为圈足了。这里收录晚唐时期的越窑盏和邢窑盏，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器物，可与唐代早期的茶盏相比较。
茶具除陶瓷制品外，还有金、银制品，1987年的陕西扶风法门增塔唐代地宫出土唐代皇室宫廷所使用的茶具品种。以金、银制成的茶具器皿更为富丽堂皇。这里收录的菊花形金盏(图25，右图)，其口和腹均制成菊花瓣形，腹下敛，菊瓣形足外撇，盏心以菊花蕊装饰，器型如盛开的菊花，制作精美。花形银盏，花形口，花瓣形弧腹，腹下内敛，花瓣形高足外撇，口、足边沿均饰折权花卉，造型高贵典雅。以上两年器物，应为唐代宫廷或上层人物使用的茶盏。
晚唐时茶具又产生新的变化，这与当时新兴的一种饮茶茶方法——“点茶法”有关。“点茶法”即先将茶末置于盏内，再以汤瓶煮水或盛沸水，先少量注入盏内，将茶末调成膏状，再以汤瓶煮水或盛沸水，先少量注入盏内，将茶末调成膏状，再持汤瓶向盏中冲注适量的沸水而成饮用的茶。向茶盏中冲注的动作称为“点”。点注特别讲究技巧，强调水流要顺畅，水量要适度，落水要准确。此法沿续至宋代最为鼎盛，一直处于饮茶的主导地位。作点茶用的汤瓶，形制为广口，高颈长腹，肩部由晋时的鸡首状流变成了管状或多棱状流，瓶口缘下与肩部之间设一曲形把。这时期的瓶口已由晋时的盘式口变成了撇式，有带系的，也有无系的，底部还是保持过去的平底沙胎，瓶的形体显得更加稳重端庄。这里收录的唐代长沙窑印花褐彩斑双系汤瓶(图15，左图)，撇口，外卷唇，短颈，溜肩，筒身，平底，肩部两侧亦置八角形短流，相对处由颈至腹上部塑并条形曲柄，肩部两侧亦置并条形系。短流和双系下均贴印棕榈榈树及对鸟图案，并加褐彩装饰。外壁施青釉不到底，造型稳重大方，为典型的长沙窑器物，长沙窑出土的这类器物上还发现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诗句，可知当时此类器物称瓶(现称作壶或执壶)，当为煮或盛沸水向盏中点茶注汤用的汤瓶。这里还收录了长沙窑青釉横把汽瓶，其形制为广口，外卷唇，长颈，溜肩，高身，腹渐收，平底，肩部分别置管状短流和带式曲把。外壁施白釉不到底，造型轻盈秀巧，以上汤瓶虽然形制和产地不同，但都有其共同特点，即长身、肩部置短流、平底、施釉不到底，均是典型的唐代器物。
唐代贮茶用具，陆羽《茶经》中虽然未见列出，但在唐代赵[王+“磷”左半]《因话录》卷五中，就有“茶必市蜀之佳者，贮于陶器，以防暑湿”记载。这种用于贮茶的瓷瓶较为典型的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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