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手势向小二要了一壶酒,在僻静的桌边坐下。他面色苍白,神情悲怆,显得痛不欲生。人们知道,这是因为笔架山吴家姑娘不幸去世了。以前他俩经常出双入对地漫步在抚河之畔、清远桥边。一朵正在绽放的鲜花突然凋谢了,人人都深感悲戚,何况是他的恋人。
几杯闷酒之后,他一手按着酒杯,一手垫着额头,静静地伏在桌上,像是醉了。过了好一会儿,他猛地站起来。“我看见她了,看见她了!”他说,“情之至也,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她回生(复活)了,回生了!”说罢,大步跨出酒肆。
这件事发生在400多年前的李渡镇,这人,就是写“临川四梦”的剧作家汤显祖。他家就住在离李渡镇不远的汤家村。他后来自称“清远道人”,就是为了纪念这段生死相许的恋情。此次酒后一梦生发的激情,一直燃烧着他,20多年后,吴家姑娘终于在他情感的烈焰中“涅槃”了——“四梦”之一的惊世名剧《牡丹亭还魂记》訇然问世。“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因此,有人说:“正是李渡的一壶酒,催生了一位与莎士比亚齐名的伟大戏剧家。”
千年李渡,古属临川,它地处赣抚平原中心,盛产优质稻米。是抚河清凌凌、畅悠悠的好水,给了它鲜活壮美的生命。好粮好水,再添以丰厚的历史、掺以灿烂的文化,经过千百年的搅拌、发酵、蒸馏,造就了李渡酒独一无二的风味。近年的一次考古发掘,更为李渡酒的历史地位作出了最权威的鉴定。
在只有200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竟出土了350多件文物,其中,盏、杯、盅等大大小小的酒具就有70多件。它们验证了李渡酒业从黄酒到白酒、从低度酒到高度酒的发展史,也体现了中国酒文化的特色。德国人喝啤酒,端着偌大的杯子,聚在一起大喝大唱,尽兴尽欢。法国人呢,托着半杯白兰地,依着吧台,摇着晃着,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吧女聊着,一股浪漫劲儿。至于俄罗斯人,常常是闷声不响地咕咚一声,将大半杯伏特加径直倒进喉咙里,干脆极了。中国人喝酒讲究“酒德”,孔子早就给划了一条底线,即“不及乱(心智不迷失、行为不出轨)”。故而,白酒到了40度左右,只能小盅慢饮。度数越高,酒杯越小,且不喝“寡”酒:几粒花生米、一碟豆腐干,细嚼慢饮,尽享休闲之乐趣。
这些宋、元间的酒具以及它们释放出的信息,显然十分重要,而令国人更为震撼的,是那起于元代的全景式酿造遗迹。它们是那么久远,又是那么亲切。那斑驳苍老、建于元代的水井,它满是皱褶的井口告诉人们,从这儿流出了多少甘泉,酿出了多少美酒。摸摸砌于明代用以蒸煮原料的炉灶,似乎还有余温。明、清时期的晾堂上堆放的材料,元代酒窖里发酵的酒醅,仍散发着浓郁的芳香。使用了数百年的蒸馏器砖座,依旧神情肃然地屹立在自己的岗位上,等待着灶堂升火,甑桶上位,美酒潺潺而来。这些设施都是代代相因,一直沿用至今。回转身,便是当年的酒肆,典型的“前店后坊”。从粮食一步一步变成白酒,把白酒搬到前堂酒肆,再送到酒客手中;或运到水陆码头,销往南北各地,环环相连,清晰明了。
这是一幅细腻完整、展现古代生产蒸馏酒的全景图,一支白酒酿造业发展成熟的进行曲,一部用遗迹、文物写成的中国古代酿酒史。考古学者、酒界权威一致认定:“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是我国年代最早、遗迹最全、延续时间最长的白酒作坊遗迹。”一句话,这就是中国白酒第一窖。
我国著名的白酒很多,已发掘的酿造遗址也不少。在四川绵竹市剑南春天益老号作坊遗址中,仍可看到11个康熙年间的酿酒窖池,但比李渡晚了两个朝代。安徽古井贡酒遗址也发掘出了杯、盏等与酿酒、饮酒有关的器皿,而那是属于明代的。泸州老窖是中国浓香型白酒的著名产地,在中国白酒界享有盛誉。它拥有保存最完整的古窖池群,这个窖池群建于公元1573年,属于明代中后期。在成都水井坊的考古发掘中,不但发现了完备的酿酒设施,而且还发现了酒窖遗糟中的生物菌群。究其上限,也只能追溯至明代。
李渡酿造遗址在中国白酒酿造界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就全球而言,能称之为天下第一窖吗?就目前资料来说,还没有发现比它更早的蒸馏酒酿造遗迹。全世界最著名的蒸馏酒,除中国白酒外,还有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以及朗姆酒等。伏特加产于俄罗斯,发明于14世纪,相当我国明朝。以葡萄为原料的白兰地,则是18世纪产自法国。朗姆酒是以甘蔗为原料的蒸馏酒,原产地在古巴,诞生于1650年,相当于清顺治年间。威士忌始产于英国,传说出现很早,但尚未发现确切的实物证据。据专家考证,在西方,直到公元1313年,一位加泰隆教授才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蒸馏酒。
明代植物学家李时珍说过“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其法。”几百年来,李渡首次证实了这个论点。其实,我国白酒的生产远早于元代。许多学者研究表明,最迟在宋时就有了蒸馏酒。从黄酒到白酒,有一个发展、提高的渐进过程。元代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历史,而且战事不断,不可能完成这样一个重大的质的变革。最终的铁证还可能在李渡。因为它7个烧酒作坊只发掘了一个,并且已经触及宋代的地层和遗物。
李渡,又名李家渡,在北宋时期就已是一座繁荣的圩镇。它的一道特殊风景,就是酒旗招展、酒肆成行。“赶圩李家渡,打酒卖豆腐”,是这个地区群众田园生活的一部分。而小街之上,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不少是南来北往的旅人、慕名而来的酒客。做过宰相的著名词人晏殊在《浣溪沙》中写道:“红蓼花香夹岸稠,绿波春水向东流,小船轻舫好追游。渔父酒醒重拨棹,鸳鸯飞去却回头,一杯消尽两眉愁。”晏殊的家离李渡不过咫尺之遥,晚年时,每逢回家探亲,他总要拢船李渡,喝上几杯。这就是现代人津津乐道的“同步(晏殊字)知味拢船”。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荆公闻香下马”。荆公,宋代宰相王安石的封号,他的家就在离这里不远的黎圩填。传说他年轻时,每当骑马路过李渡,只要一闻到李渡酒那特异的香味,就不禁跳下马来,小酌一番。据说,晚年回乡时,荆公曾与老友曾巩同行。船到李渡,他要在这下船,而曾巩是抚河上游的南丰人,得继续上行。于是,他便邀曾巩登岸,在李渡一家酒肆为之饯行。二人正喝着、聊着,突然,只听得有人喊道:“介甫(王安石字),子固(曾巩字),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王安石一看,原来是苏轼、苏辙兄弟,便说:“这里是临川地界,我的家在这里呀。我倒要问,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原来,苏轼因遭人陷害而入狱,苏辙受株连被贬到筠州(今高安),做了个管制酒茶税利的小官。苏轼出狱后,特地到筠州看他。常说“使我有名全是酒”,视美酒为最爱的苏轼,听说李渡酒好,便拉着兄弟乘船而来。顺风顺水,百十里地,说到就到了。这四人都出自欧阳修的门下,意外重逢,频频举杯,自有一番寒暄。李渡酒刚而不烈,柔而不懦,温文敦厚,具有很强的亲和力。
“我王安石这辈子只做了一件像样的事,就是变法。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还招了许多骂名,但我并不后悔。”酒过三巡,王安石感慨道:“使我感到愧疚的,是因此而使许多朋友遭到伤害。子由(苏辙字)被贬,子瞻(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还差点儿丢了性命。”
“介甫也不要过于自责。那些陷害子瞻的小人是打着新法的旗号,谋自家的私利,与你无关。”曾巩安慰道。他本想责备王安石几句,因为加害苏氏兄弟的人是王安石提拔起来的,至少也有用人失察之过。但喝了几杯后,说出的话却“词不达意”了。
“对介甫我也有怨言,总想寻机一吐。”苏辙说,“不过,我现在想说的是,当我哥身陷囹圄,命在旦夕时,是你上书皇帝:‘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方使我哥得救……”
“说得是。”苏轼说,“没有这颗头颅,如何饮得今日如此美酒?”
美酒化解了隔阂,修复了友谊。王安石比苏轼大16岁,已年过花甲,不胜酒力,却非常兴奋。他说:“不是我为家乡美言,这里的酒的确与众不同。年轻时我并不嗜酒,唯独爱李渡。如今头童齿豁,垂垂老矣,喝起来仍觉面有桃花色,心似少年时。”
“我曾说‘村酒可醉无清浊’,好酒差酒我都能喝。”曾巩说,“借白居易的话打比,喝村酒,‘呕哑嘲哳难为听’,但胜于无听。喝李渡则‘如闻仙乐耳暂明’,神随乐飞,飘飘然,御气凌云,随心所之。”
“子固兄可谓知酒矣!好酒是有灵性、有生命之物。人知酒,酒乃知人。李太白‘斗酒诗百篇’;晏同叔‘一曲新词酒一杯’;怀素醉草,雨骤风狂。都是人酒相知之缘。”苏轼道:“此酒清雅醇和,味正香纯,自不必说。但这只是其‘衣冠’之美,直感之美。真美在其内,在其魂,只有心才能感觉,只有生命才能体验。适才小抿一口,即觉其气质不凡。一入腹,便知知音来也。一饮一层愉悦,一杯一个境界。盛之以纸砚,便是诗文;承之以管弦,即成音乐。啊,真乃知肠知肚之佳酿!”
“既如此,我要为子瞻改两句诗了。”王安石笑道,“换《惠州》中的荔枝为酒。‘日饮美酒三百杯,不辞长作李渡人。’可否?”
“好,非常好。”曾巩也笑曰,“不过,你得好人做到底。子瞻曾说:‘醉有真乡我可侯’,此处正是他心仪的醉乡,你给递个奏章,请皇上封他为‘李渡侯’。如何?”
“妙极!妙极!”众人抚掌大笑。
唐宋八大家竟有四家聚于一小酒肆,人间盛事呀,怎不见书卷记载?传说之事,虽难考证,但常能补正史之不足。唐宋八大家之说始于明代,且四人在这里喝酒时,头上光环尽失,几个失意文人罢了。史官不记,时人传之,也很正常。
李渡酒之美,先得天之恩赐,后受惠于李渡人的勤劳智慧,而本地的人文风物,又为它增添了无比绚丽的色彩和无限的想象空间。在李渡并不大的范围内,竟然出了晏殊、王安石、汤显祖等这么多政治家、文学家,这其中是否藏有玄机?有人说,在这种酒里,可能有一种作用于人的智慧、情感的神秘元素。
如真有其事,能否破译其中的密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