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统一和强盛,造就了兼容并蓄的文化胸襟,气度恢宏的文化心态,宽松开明的文化氛围。中国人树立起对自身的信仰,认定生命的价值,并由此而频频催生出文化创造的激情,为活得更加和谐美好而尽心尽力。就在这样的特定时代背景中,以追求生活美好和谐为目标的“中国茶道”应运而生。
《封氏闻见记·卷六》载:南人好茶饮。开元年间,北人也饮茶成风,时尚“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南方主要产茶区,因应消费之需,茶叶产量已相当可观。北方之茶,“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在饮茶成风的时势熏陶下,陆羽综合茶事,“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紧接着,时人常伯熊对陆忌论著加以阐发补充,使陆著广为传播,“于是茶道大行”。诗僧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也发出了相同的感慨:“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封氏所记,说明了茶道之大行,具备着文化生长的生态环境(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开明宽容的文化政策);茶道之形成,显示出民性善根.民间智慧得到尽情发挥的时代气魄。随着茶文化的多元扩展与深化,中国茶道的哲学思想基础便明朗了:茶道即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