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皇权强化而愈隆的跪拜礼
先秦之间的君臣关系虽然也是尊卑有等，但差距不甚悬绝，所以孔孟谈到君臣关系都是从相对角度来说的。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之类。到了东汉时期，在君对臣子的礼数已经衰减许多，作为三公之一御史大夫退朝，皇帝不起身相送了。
随着皇帝专制体系的建立及皇帝权力的日益强化，秦汉以后臣子对皇帝的行礼即表现为日益隆重的跪拜礼仪，只是为了表示对皇帝的拥戴与绝对忠诚。跪拜礼仪的皇权政治意义被无限扩大，几乎成为是否忠于皇帝的标志性身体仪式。
唐代皇帝的宝座已经是高脚椅了。《旧唐书》明确记载唐穆宗曾在“紫宸殿御大绳床见百官”。绳床也叫禅床，是从印度传来，因此也可叫胡床。它与交椅式胡床都是高脚的，都是供人垂足而坐的。
再加上大明宫地势很高、宫殿基址更高。每当朝会自然会产生皇帝如在云端之感，诗人形象化为“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因此，自隋唐以来君臣之间差距拉大，《隋书》中载宣帝时元岩为乌丸轨求情对皇帝“脱巾顿颡，三拜三进”。
另如南朝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作乱，京城守将萧正德“乃北向望阙三拜跪辞”后，引贼入宣阳门。([唐]李延寿《南史》)
到后周天元帝则有“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清]赵翼《陔余丛考》)之诏，三拜之礼才渐普及。
宋代虽然优容文人士大夫，但随着皇权的加强，相权削弱，宰相在皇帝前的座位便没了。讨论国事，皇帝坐着，宰相、大臣们站着，好像衙门里两行差役，和以前的规矩相比，日渐不同。
宋初，张昭官至吏部尚书，为官清正耿直，同僚陶谷向皇帝奏书时拉其作伪证，张昭“免冠抗论。太祖不悦，遂三拜章告老”（[元] 脱脱《宋史》）。
明朝时，皇帝专制的程度鼎盛，对于君臣之间的跪拜礼数要求得更严格。如《明会典》卷四十三记载：“凡早朝谢恩见辞人员俱行五拜三叩头礼。”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在向皇帝乞休时亦行五拜三叩头礼。即使在为皇帝讲学的经筵、日讲仪式上，讲官及侍班等官在皇帝升座后亦要行五拜三叩头礼。
及至清朝，则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三跪九叩”大礼。
大致而言，自汉至清，臣下向皇帝行跪拜礼经历了由再拜到三拜再到五拜三叩、三跪九叩的演变。
西方文明冲击下的跪拜礼
晚清，随着西方文化对古老中国的冲击，关于下跪是否留存，也曾经引发过巨大争议。
康有为主张跪拜，以为“否则要此膝何用”。走时的腿的动作，固然不易于看得分明，但忘记了坐在椅上时膝的曲直，则不可谓非圣人之疏于格物也。
然而，两广总督岑春煊示谕其属下称：清廷各级官员皆为皇上的臣子，对于其上级官员“在尽心而不在屈膝……况屈膝请安之礼，实钦定礼部则例百官接见礼仪条内所不载”。
各省的司、道、府、厅、州、县官员，进见总督、巡抚等大员，只有三揖之礼而无屈膝之仪。下级官员进见督抚屈膝跪拜，不但“婢膝奴颜，有伤气节”，而且有“违犯王章，习非胜是”。
示谕明确规定：“自明年正月为始，文武大小官员，入见概用长揖，普免屈膝请安俗仪，以符定制而挽颓风。”（《粤督文明之示谕》）
但是，岑春煊主张废除的仅是下属官员对上级大吏的跪拜，而不是对皇帝的跪拜，更不是从根本上废除跪拜礼节，无疑带有十分明显的局限性。
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在清宫养心殿举行了清王朝、同时也是中国数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袁世凯内阁的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人，第一次摒弃跪拜礼，以三鞠躬礼朝见了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教育部通知已宣布独立的各省军政府，可照旧致祭文庙，“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申报》）其后，又明令废除社会交往中的叩拜、相揖、请安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
1912年8 月17日，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礼制》规定：男子平常相见，施脱帽礼；公务活动中施脱帽一鞠躬礼；庆典、祀典、婚礼、聘问等隆重场合，施脱帽三鞠躬礼。女子礼与男子礼相类，唯不脱帽。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跪拜礼。
虽然废除了跪拜的礼仪，但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还不习惯。
《阿Q正传》中就有这么一段描述。
当阿Q被当做抢匪被抓，在他过堂的时候，看到大堂上的官吏和两旁的衙役“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地看他”，于是阿Q“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然而，阿Q虽然听懂了这话，“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地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
可见，跪拜一事，由于在中国历经千年，彻底废除确实需要时间。而及至今日，含义却不尽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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