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斜襟左衽衣”结构复原与评价

    左衽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区别于汉族的服装形制,古文献中记载的“辫发左衽”,意指“胡束”异族统治的辽契丹族服饰亦以左衽为主。元时本族虽以左衽为传统,但由于对汉族统治的需要承汉制,形成了左右共治的局面,甚至推行以右衽为正统,进入汉人统治时期,明初曾明令禁止左衽。然而,“斜襟左衽衣”在少数民族地区仍很流行,特别是在贵州聚居的苗族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斜襟左衽的特征是左右襟不对称,右前襟大于左前襟,襟线从领部斜向左腹部为左衽。苗族摄影师吴仕忠先生编著的《中国苗族服饰图志》一书记录了这种面貌,共收录苗族服饰173种,斜襟衣共有20种,而斜襟左衽衣仅为两种,可见其形制之特别。[1]学术界普遍认为,左衽衣与蜡染风格共生,且主要出现在丹寨,故该样式被称为“丹寨式”;因为领背用白布蜡染,故又称“白领苗”;根据地域又称其为“丹都式服饰”,主要流行于贵州的三都、都匀、丹寨等县。获取其标本进行研究,成为破解苗族“斜襟左衽衣”结构设计方法的关键。

    一、斜襟左衽衣主结构的背景信息

    标本在结构上呈交襟左衽,是苗族服饰中最古老和最具代表性的结构,其形制从贯首衣演变而来(苗族至今依旧保持这种形制),是苗族服饰的活化石。大襟左衽衣形制独特,领口略呈梯形,为方领,又称为“袒领”。它多见于唐代,最初为胡人所穿,至唐中期开始流行,男女均穿之,服饰虽保留了一些唐代服装款式的内容,但因左衽服装流行于元代,所以苗族妇女的斜襟左衽裙装的款式,可能形成于明代。[2](图1)此标本是贵州凯里私人博物馆传世藏品,标本地为贵州省丹寨县扬武镇。根据标本质地、做工和装饰图案等因素鉴定为民国时期女子节日服装。通过对典型标本结构做系统的研究发现,“布幅决定结构设计”[3]的敬物理念是苗族“斜襟左衽衣”结构的主要设计方法。

    丹都苗族该支系自称“嘎弄”,他族称之为“白领苗”。[4]其服饰款式与其他支系有所不同,有冬夏服之分。虽形制结构图案相同,区别在于,除袖子外,冬季上衣衣身有棉花衬里夹层,这样可以保持身体温暖又不影响手臂活动。此标本为丹寨典型夏季上衣,无衬里,左衽开襟领配合梯形方领,以布带系之是其最大特点。衣肩、领子、襟边以红布为底,绣以花枝鸟蝶等变形图案,衣背靠近领围及两侧接袖处用蓝白、橘黄、红等彩色蜡染双旋涡纹图案,袖口为宽5厘米的白色斗纹布装饰。衣身为靛蓝加血浆染成青黑色,加蛋清或牛胶锤制成青黑色亮布。后腰钉有两条红地折枝绣片,平绣与蜡染结合是白领苗主要的工艺手段。看似单纯的装饰承载着主人的身世和族属信息。(图2)

    二、斜襟左衽衣结构测绘与复原

    1.主结构测绘与复原

    通过对标本结构的系统测绘和复原,发现苗族先民崇尚“人以物为尺度”的朴素智慧。标本主结构为亮布,由衣身、袖子和里襟三部分组成,被分割成A、B、C、D、E、F、G、H、I、J、K、L12片,再加入单独的里襟共13片,衣身AB片为一个布幅,前后中虽有缝合却未破缝,AB片两端均为布边,宽46厘米,加上缝份约为47厘米,故布幅宽约为47厘米。衣身两边采用接袖结构,两袖均有三个片接袖,由C、D、E、F、G、H6片组成,只有E、F为亮布,纱向与衣身纱向相同,C、D、G、H片为白色斗纹面料作基布加入蜡染成袖接缝。衣身前后下摆两侧均有三角侧摆,四片侧摆均为斜裁。三角侧摆巧妙结合接袖片,利用布幅宽度裁剪的设计方法,其目的显然是为适应幅宽的不足。如此以牺牲“主观”满足节俭为准则,增加下摆的活动量,实为苗服古法结构的典型案例。标本主结构中间缝而不破的设计是由布幅决定设计的“敬物”理念,尽可能地保持织物的完整性,以不破坏其原物面貌。当其寿终正寝时(衣片还保持着完整性),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另作他用。主体测量数据和结构复原图显示,标本结构分割设计都与布料的幅宽密不可分,成为古老苗族斜襟左衽衣古法结构节俭设计思想的直接实物证据。然而主结构中间“缝而不破”或承汉制(清以前的古代上衣结构均“中缝制”),但又与汉制的“缝必破之”不同。(图3)

   

    1.斜襟左衽衣形制苗盛装穿着(《中国苗族服饰图志》)

 

    2.白领苗斜襟左衽衣标本与外观图(私人收藏)(上:正面,下:反面)

   

    3.白领苗斜襟左衽衣标本主结构复原图


    4.白领苗斜襟左衽衣标本里襟结构与细节复原图

    2.里襟结构测绘与复原

    标本里襟为单独一片,面料与衣身亮布一致。里襟结构复原图为直角梯形,短直角边为布边,长度为13.5厘米,上边长为29厘米,下边长为34厘米,斜边裁剪不规则,上边长与衣身缝合,缝份为0.5厘米,上边长缝合的多余量折叠成短边为4厘米,长边为7.2厘米的三角形作为里襟的贴边。在主结构展平状态下,里襟显露出来的量约为1.3厘米。(图3)里襟贴边宽为1.2厘米,里襟饰边是直角边为6厘米的梯形,里襟饰边是大襟饰边的延续。苗族女子上衣的传统平面结构右里襟极短,在斜襟恰能遮挡住的衣侧处横断。据此可看出,在当地较为艰苦、物资匮乏的深山环境中,苗族人是极尽可能力图节俭,而且减少了前襟的重叠量,既便于劳作,又通风散热,讲求外观的完整性,在不透内里的情况下尽量节约(比中原传统汉服要节省很多),苗族做到了极致。(图4)

    3.饰边结构的背景信息与复原

    白领苗斜襟左衽衣的人文信息主要表现在饰边图案中,以双线旋涡纹蜡染纹样为主,苗语称为“窝妥”,意为蕨叶,有旋转不息、生命长久、绵延不断之意。[5]饰边的分布也依据“布幅决定结构形态”的思想指导设计。饰边并非装饰,它主要有两种功用:一是表达氏族的图腾信息,二是保护和延长服装的使用寿命。这种节俭的传统意识已经上升到美好的愿望,因此在肩部、领口及斜襟处饰以最美好的图画和最精湛的绣艺,最具代表性的是平绣。平绣即指在基布上描绘或贴好纸膜后,以平针走线的一种刺绣方法,其特点是单针单线,针脚排列均匀,纹路平整光滑,具有耐擦耐磨的特性[6]。后领半圆肩部的蜡染装饰可以视为白领苗的图腾,明显区分于其他支系。装饰的部位往往比较容易磨损,他们借助刺绣装饰把服装进一步加固,磨损的绣片不能使用时可以单独替换下来,提高服装的使用价值。

    苗族蜡染“窝妥纹”有明显的氏族图腾崇拜之意,蜡染除蓝白色外,还间以赭黄色(用黄栀子汁染制),衣背肩处蜡染用12个窝妥、8个整体窝妥加4个两两组合。在苗族文化中,12是代表一年12个月生命轮回的吉祥数字,左右两只衣袖分别由4个圆形“窝妥”组成。[7]窝妥的排列规律:领背上是完整图案,由8个圆形旋涡纹围着中心一个古钱纹(贯珠纹)或者一个铜鼓纹构成向心图案,左右袖的蜡染也分别由4个圆形“窝妥”组成,两只袖合起来也构成一个完整的图像。8个螺旋纹分4组,每组为2个圆形旋涡,一反一正,右为阴,左为阳。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相合化生万物,既是苗族人民企盼民族繁衍、兴旺发达的本意,也是强烈关注生命本体的表征。[8]“窝妥纹”遵循生命繁衍的秩序原则,在传统观念里,单为阳,双为阴,认为阴阳相合化生万物,生命的繁衍最终还要通过女性来完成。窝妥代表苗族母系氏族社会,所以必须用双线旋涡纹,且在绘制这种传统纹样时,必须在整齐均匀的双线平行圆弧规范下,同时旋转到中心交会,由此创造了一种双线旋涡纹蜡刀工具。千百年来,苗族妇女一直把“窝妥”纹描绘在领和袖两个重要的装饰部位,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以明示氏族归属。[9]

    蜡染都是先制成蜡稿,再染色褪色后缝制服装,缝制时也是根据结构走势,结构决定着饰边的布局。袖中段只有蜡染装饰,没有多余基布,后肩部半圆的蜡染布以衣身作基布缝缀,保持衣身布幅的完整性。装饰部分往往比衣身裁剪缝制复杂得多,因此先损坏部分往往是装饰部分,这样装饰部分可以拆下来另作他用,衣身则保存好再另加装饰,继续使用。(图5)4.贴边结构测绘与复原

    标本为单层、无衬里,贴边结构就必须依据主结构精准设计。贴边主要分布在下摆前后两端开叉与开襟边缘,大小与衣身结构所对应的饰边形制一致。贴边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加固下摆、开叉、襟边比较容易磨损之处,使整件服装的寿命更长;另一个功能是美观,遮挡作缝。衣身下摆的贴边跟衣身饰边同为1.2厘米,但却未能遮住下摆多余量,在缝制下摆时使用整幅面料,下摆并未因其结构而进行特殊裁剪,下摆缝制时自然中间少两边多,下摆两边的余量本身可以裁剪干净,让整件服装更加美观。然而在美观与节俭发生矛盾时,一定首先选择节俭,在节俭的前提下求得美观。整件上衣全手工缝制,基本用平缝,缝份处的设计少得可怜,以布边为缝位的地方缝份只有0.3厘米左右,其他的缝份也不超过0.5厘米。缝份少一方面体现强烈的节俭意识,另一方面也必须配合精湛的工艺才不易脱纱。这样以技艺换节俭的“造物观”,只有通过这些细节结构的复原才可发现。贴边结构不是有意设计,而是依据现有的边角余料,只有领子外装饰贴边,另用布单独设计。贴边通常用白色土布作坯布施以缝制,再精准地放在所需的部位。(图6)

    三、三角侧摆结构及标本主结构的排料实验

    我们在研究白领苗斜襟左衽衣结构上“摆片插角斜裁”[10]现象时发现,它具有苗服古法结构的标志性意义。在布局中表现出“人以物为尺度”的精妙设计,这种设计是以人适应面料的幅宽进行经营而布局。标本前后下摆两侧各有两处三角侧摆共四片,其中两片最长边为布边,两片非布边,这说明它巧妙地利用斜裁,结合袖接缝完整拼合成一个布幅宽。这也可以通过倒推的方法:先有了一个既定的幅宽面料,依据这个幅宽,以最节俭的方法去经营和布局。这个推论通过标本主结构的排料实验得到证明。

    标本主结构亮布为衣身一片,领子一片,左右接袖各一片,里襟一片,前后三角侧摆四片,领子贴边一片,共十片。亮布面料硬挺且布边明显,又因标本无衬里,可直观判断各部分裁片布边及缝份情况,因此不难判断幅宽和纱向,以得到复原排料方案。衣身两端为布边,可判断布幅约为47厘米,袖接缝一处为布边,四个插角侧摆为斜裁,只有两处为布边,里襟的短直角边为布边,领子贴边是非布边。为了最大程度地利用面料,保持布幅的完整性,我们模拟裁剪形成实验排料图,排料模拟实验结果与标本所有裁片边缘是否为布边一一对应,证实了实验的合理性与还原的真实性。根据排料复原实验的结果计算,共用亮布约2.5米,裁剪面料的使用率高达99%。(图7)



    6.白领苗标本贴边分布图

  

    5.白领苗斜襟左衽衣标本饰边分布与领背细节复原图(左:白领苗斜襟左衽衣标本饰边分布图,右:白领苗斜襟左衽衣领背细节图及Ai绘制细节复原图)


    7.白领苗斜襟左衽衣标本主结构排料复原图

    结语

    从标本的测绘数据和结构图分析,斜襟左衽衣属于“裁剪型”,即构成服装的布片已经严密缝合,且以不标准的几何图形出现,如弧形、斜四边形等。[11]这种服装的缝合加工量成倍增加,缝制的衣服能较好地覆盖在身上,不必另着其他的附加物,并且此类型的服装适应不同年龄和人体的高矮胖瘦。因为苗族古属地域物资匮乏,制作面料不易,保持整片布料投入缝制是最节俭的方法。如前后下摆为弧形,在缝制时也不会因为美观而裁掉多余的部分;前后中虽缝合却未破缝;左右接袖、插角及里襟也是根据幅宽特别设计。裁剪型制衣的过程中讲究取纵向直纱拼缝,让布料的经线与服装的纵向平行,布幅决定结构设计主要采用“整裁整用”方法。

    “整裁整用”是基于“人以物为尺度”的原则:服装的结构不以人的大小而设计,而是以布幅的宽窄去“适应”。苗地制作面料不易得,亮布的制作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所以在有限的幅宽上,服装结构线与最大限度地使用面料密不可分。这种“人以物为尺度”的思想与汉民族“天人合一”的“敬物”传统不谋而合,在文化上表现出中华传统服饰“十字型平面结构系统”一统多元的面貌。无论是主服还是配饰,都是力图节俭而产生的特别的结构形制,基于外华内俭的理念,保持外观的完美,尽可能在不会露出的内里节约用料,以调和节俭与美观的矛盾。

    苗族“斜襟左衽衣”结构的裁剪方法以尽量保持布幅完整性为前提。这种“人以物为尺度”的节俭理念、民族智慧,为我们现代人倡导的节制、低碳理念,提供了一种视角和方法。

    注释

    1席克定:《苗族妇女服装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第75-91页。

    2刘瑞璞、邵新艳、马玲等:《古典华服结构研究:清末民初典型袍服结构考据》[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第80页。

    3吴仕忠:《中国苗族服饰图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第222-224页。

    4国立故宫博物院:《银璨黔彩》[M],台北:四海电子彩色制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第27页。

    5丁朝北:《丹寨苗族衣袖上的“窝妥”纹》[J],《装饰》,2003年第9期,第41-42页。

    6鸟丸知子:《一针一线》[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1,第80-82页。

    7李进增:《霓常银装》[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8杨路勤:《丹寨苗族蜡染纹样的文化内涵》[N],《凯里学院学报》,2015年8月,第15-17页。

    9刘琦:《丹寨苗族的“窝妥”纹》[J],《艺术设计研究》,2006年第3期,第31-32页。

    10陈果:《氆氇藏袍结构的形制与节俭计算》[J],《纺织学报》,2016年第5期,第127-130页。

    11杨昌国:《苗族服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