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 (撒尼人) 刺绣工艺研究文献综述

    引言

    撒尼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自称“尼”,汉族称为“撒尼”,彝族其他支系称其为“撒尼泼”。对撒尼人刺绣的研究散见于各民族或彝族的综合性研究中。2008年6月,彝族撒尼挑花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此为界,学界对撒尼人刺绣的研究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撒尼刺绣工艺的历史研究

    撒尼人刺绣的工艺历史源远流长。《云南少数民族织绣纹样》[1]一书中的文字部分《云南少数民族织绣艺术概说》[2]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古籍文献,对云南少数民族织绣工艺的发展史以及与内地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进行了较为详细地研究。根据云南境内新时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成果,作者杨德鋆认为云南纺织技术始于三千多年以前;西汉滇国的丝纺手工业已进入较成熟的时期;唐宋时期,云南的织染与刺绣有很大的发展;元至清代,有较多的文献记载各族别服饰纹样。作者引用天启《滇志》卷三0、景泰《云南图经志》卷四、乾隆《东川府志》卷八、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嘉庆《临安府志》卷一八、乾隆《开化府志》卷九描述彝族:“妇人衣绮罗”“衣文绣”,穿“五色短裙”或“黑衣长裙,下缘缕文”“缘以绵绣”;头“蒙以方尺青布,镶红绿色”,身挂“绣囊”“锦布袋”。《皇清职贡图》彩绘彝人形象,男女鞋面、妇人包头皆有圆圈或花形文绣。

    《彝族文化史》[3]一书中,在撒尼人分布的地理区域的文献记载有与刺绣有关的历史: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上,部分人物形象的衣服上即有刺绣花纹的痕迹。公元223年,诸葛亮南征,以成都瑞锦赐夷,并吸收叟帅孟获、孟琰、爨习参加蜀国政权。这些叟帅的夫人在蜀学会了汉族的刺绣工艺,回乡传授给昆叟女子。据说,孟获夫人曾在曲靖大基山中,飞针走线,一夜绣成龙衣,故而被人们尊奉为刺绣女神。公元8世纪初,南诏王嵯巅攻占成都,掠回汉族刺绣女工和蜀锦原料,使南诏刺绣工艺得到极大发展。《新唐书·南诏传》就此记载:“将还,乃掠女子工技数万人……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樊绰《蛮书》也对南诏的刺绣作了详尽叙述:“抽丝法稍异中土,精者纺丝绫,亦织为锦及绢。其纺丝人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彩……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虎)皮。俗不解织绫罗,自太和三年蛮寇西川,掳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元明清时期,刺绣即在彝族妇女中盛行,刺绣质料增加,刺绣纹样和图案色彩更加丰富。直至近代,石林彝族刺绣仍保持着浓厚的地区特色和民族风格。《阿诗玛家乡刺绣业与新农村建设》[4]引用了这些历史资料。

    与刺绣息息相关的纺织业中也可以窥得这项手工艺的历史源流。《云南少数民族服饰》[5]一书中,文字部分《走近“服饰王国”》[6]认为火草衣、桐华布是原始纺织的早期痕迹。《云南少数民族织绣艺术概说》和《走近“服饰王国”》均使用了《南诏通纪》中关于火草的记载:“草叶三四寸、蹋地而生,叶背有棉,最其端而抽之,成丝,织以布,宽七寸许。以为可以钻燧取火,故曰火草”。

    瞿天凤在其博士论文《石林彝族撒尼人刺绣艺术象征文化研究》中认为,撒尼人刺绣是从其祖先羌氐人那儿继承并发展而来的,是羌氐人刺绣与华夏民族的刺绣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产物。

    综上所述,撒尼人的刺绣历史悠久,与纺织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几乎同步。这一传统的手工艺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秉承着撒尼人的文化传统,呈现出“本土性”“原真性”的特点。但在民族的迁徙和融合中,又呈现出“兼容性”的特点。

    二、刺绣工艺应用范围的研究

    撒尼刺绣的应用范围很广,除传统社会中广泛地应用于服饰外,也逐步应用于现代家居饰品的开发制作中。

    1.在服饰中的应用。

    毕德辉在《石林彝族——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变迁》[7]一书中的论文《试析石林县彝族服饰的演变、类型及审美艺术特点》,专门研究了石林撒尼人服饰的演变、类型以及其审美艺术价值。《石林撒尼人》[8]一书中服饰与刺绣篇、公亮的硕士学位论文《云南石林撒尼人传统服饰现状研究》、张沛荣的硕士学位论文《石林撒尼服饰研究》都沿用了毕德辉的把石林服饰分为圭山型、石林型和丘北型的分类法。

    以图片、画册形式来呈现彝族撒尼人服饰、图案纹样的有两本。一本是钟仕民、周文林主编的《中国彝族服饰》[9]。该册以图片的形式展示了大、小凉山彝族,滇西、滇中、滇东南、滇西北和黔西北等地区的彝族服饰,并分别详细而系统地阐述了彝族各个支系的服饰特点以及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含义,其中滇东南型的路南式即是撒尼人支系的服饰。另一本画册是专门介绍撒尼服饰的,即由赵德光、黄建明主编的《石林撒尼人》,其中《撒尼人服饰与刺绣》一章,用大量的图片展示了彝族撒尼服饰的历史、发展以及变迁。其中专门有涉及麻布的制作过程,也涉及撒尼的挑花、刺绣。图片主要挑选出能代表撒尼人传统服饰、刺绣的典型图案,特别是撒尼妇女的头饰。

    2004年,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在云南省石林县召开了阿诗玛国际学术研讨会,张海英提交的论文《从<阿诗玛>看彝族撒尼妇女服饰的变迁》[10]以长篇叙事诗《阿诗玛》中阿诗玛的穿着描述为线,逐一阐述了撒尼人的包头、羔羊皮、围腰、绣花鞋、衣裤、银饰品的变化发展。李艳兰提交的论文《阿诗玛传统服饰的变迁》[11]则指出了传统服饰和现代服饰之间的差异。

    2.刺绣成品。

    除衣饰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刺绣品逐步被开发出来。

    《石林小箐村刺绣工艺调查报告》[12]中指出,2002年时,刺绣品一般有外褂、挎包、背包、手袋、手机袋、桌布、壁挂。

    缪祥彦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旅游与市场化背景下石林彝族刺绣工艺变迁的研究》统计,撒尼人开掘出更多的刺绣产品,如挎包、背包、腰包、挂包、钱包、手袋、桌布、靠垫、抱枕、手机套、茶杯垫、电话机垫、服饰类的布褂、外衣、披肩、围巾、领带、绣花鞋,以及装饰类的壁挂、香包等。

    付琼卫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彝族(撒尼人)传统刺绣图案在现代纺织品中的运用与研究》则认为撒尼刺绣可以应用于家用纺织品。

    刺绣工艺广泛地应用于服饰和日常生活用品中,随着石林旅游业的发展,撒尼人把刺绣工艺应用到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与研究中。但没有关于刺绣在宗教祭祀用品方面的应用。

    三、撒尼刺绣的纹样、构图与色彩研究

    撒尼刺绣的纹样种类繁多。《云南少数民族织绣艺术概说》把纹样分为三类:一是表现自然物类,包括植物、动物、自然;二是表现人及其生活文化,包括外貌、活动、文字、住行用、宗教信仰;三是装饰纹。文之后配有的图版,列举了彝族撒尼人支系的绣花衣襟、挑花手帕、绣花背被、挑花伞套、铃纹圆底挂包等刺绣纹样。

    《云南艺术史》[13]里说“挑花图案,因民族而异。......撒尼人擅长挑花,撒尼姑娘手中的挑花,结构严谨,设色和谐、针脚细密,明处的花卉犹如朝霞彩云,暗处的花则隐蔽绰约。其构图以花鸟虫鱼为主,另有几何图案,一般用二方连续图案,有散点式、波浪式、垂直式等。图案往往对称。”

    《撒尼人刺绣图案的艺术特征》[14]一文认为,撒尼人刺绣图案多为混合纹样,常把花草、动物、几何图案混合在一起。植物纹样常用桃花、菊共、荷花造型;动物图案常见蝴蝶、鸟、狗、鱼、龙、凤凰等造型;几何图案是撒尼刺绣中想象力最丰富的纹样。

    付卫琼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彝族(撒尼人)传统刺绣图案在现代纺织品中的运用与研究》,把撒尼人刺绣与诺苏颇人的刺绣进行了对比分析,并把传统刺绣图案分为抽象图案、具象图案和装饰图案。抽象图案指几何图案,包括直条纹、方形纹、菱形文、三角纹、折线纹、漩涡纹、羊角纹、万字纹;具象图案有阳花、铜钱纹、三弦花、小树纹、哈枝花;装饰图案有蝴蝶纹、人物纹、小狗纹、小猫脚印等。

    瞿天凤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石林彝族撒尼人刺绣象征文化研究》中把撒尼刺绣的纹样分为单纹、复纹、杂合纹、套合反射纹、单元纹样。纹样图案来源于自然神灵崇拜、图腾崇拜、自然界的普通动植物、汉文化、抽象概念、祭祀经文。

    《市场化经营模式对民族民间传统艺术形态的影响》[15]一文认为,撒尼刺绣的传统艺术形态图案与彝族不同,与其他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的挑花刺绣也不同,而且载体形式十分独特。对图案方面的研究还有《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传统刺绣图案的研究与应用》[16]。

    四、撒尼刺绣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研究

    《云南彝族(撒尼人)传统刺绣图案在现代纺织品中的运用与研究》一文中指出,撒尼刺绣满足了多样与统一的形式美,从地理、文化、纵向时间的发展上来探讨内涵美和色彩美。

    《石林彝族刺绣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初探》[17]一文认为撒尼刺绣在文化传承和教育价值方面具有训练记忆力、培养想象力、磨练意志力和塑造女子性格的价值;在社会文化功能方面具有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经济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与教育、塑造民族性格、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功能。

    瞿天凤的《彝族撒尼人的色彩基调及内涵研究》[18]《彝族撒尼人刺绣色彩象征意义研究》[19],以及其硕士学位论文《石林彝族撒尼人刺绣象征文化研究》是关于撒尼人刺绣象征意义研究的集大成者。论文从色彩和纹样的象征意义进行阐释。撒尼人以黑、白、青、蓝以及彩虹的颜色为基调,尊崇黑色。撒尼刺绣的颜色象征着地位、等级、年龄、婚姻状况;蕴含了撒尼的审美观、价值观念以及黑白宇宙观和阴阳哲学思想,总而言之,撒尼人的颜色象征符号是放在撒尼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地理中来解释的。论文从撒尼刺绣颜色反映的群体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两方面做了研究,尚未对颜色意义的多重性和传承性方面做探讨。绣品纹样的象征符号方面,包括了自然神灵崇拜符号、阿诗玛族徽符号、植物类符号、动物类符号、文字类符号和人文、生活类符号。

    五、刺绣工艺技法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刺绣纹样、图案与刺绣技法一直是相辅相成的。《石林小箐村刺绣工艺调查报告》[12]认为,石林撒尼刺绣主要使用三种针法:一梭法、十字法和插法。梭法又叫“一字法”,即每完成一针就形成一个“一”字,针线的走向好似穿梭,而且下一针的针脚绝不与上一针重叠。“十字法”由两针交叉的“一”字构成一个小“十”字,以此作为完整图案的基本构成单位。插法用于需剪纸样的花卉刺绣中,针脚绵密,层层叠叠,绣品颜色浓淡过渡自然,图案鲜灵生动,有立体感。

    瞿天凤认为撒尼人的刺绣技法有平针绣、包梗绣、空底平面绣、十字针绣、剪贴绣、锁绣、套针绣、锁梗绣、打籽绣、网绣(也称编绣、纹针绣、花针绣)。

    六、传承与创新发展

    彝族(撒尼)挑花在列为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学界大多从传承和发展的关系来研究撒尼刺绣。

    《石林阿着底村刺绣工艺调查报告》[20]《从干塘子到阿着底——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个案研究》[21]《阿诗玛家乡刺绣业与新农村建设》均以撒尼人刺绣产业发展得较好的石林县阿着底村为例,探讨了在发展撒尼人开发刺绣产业运作模式、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思考。

    《旅游市场背景下石林彝族刺绣工艺的变迁》[22]《石林彝族刺绣变迁的问题与对策》[23],以及缪祥彦的硕士学位论文《旅游与市场化背景下石林彝族刺绣工艺变迁的研究》认为,石林彝族刺绣面对着旅游市场,走入了产业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民间艺人和刺绣品商人朝职业化发展,工艺和材质、刺绣图案与刺绣品、刺绣技艺传承模式发生变迁。缪祥彦认为在撒尼人刺绣工艺变迁中存在着市场恶意竞争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刺绣产业结构单一,缺乏产业链的轮动效益,外来流行文化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冲击,混搭与交错,导致民族文化因子的流失等问题。

    《云南彝族撒尼人传统刺绣图案在纺织品中的运用》一文,通过对彝族(撒尼人)传统刺绣的图案结构,运用几何排列特点,对刺绣图案进行二次设计,为纺织品的设计提供新的元素。付琼卫提供了传统刺绣图案重组的四种方式,并阐述了刺绣图案在针织面料、真丝面料、床上纺织用品的运用。

    刘晓蓉编著的《云南特色文化产业丛书·刺绣卷》[24]认为云南刺绣业伴随文化旅游业不断发展,并介绍了昆明石林县阿着底村的刺绣,以及现在的云南七彩美伊民族工艺品有限公司运作刺绣产业的模式、历史与成效。刘晓蓉认为,民族刺绣品有的强调原汁原味的保护传承,最后所产出的只适合放置在生产地或博物馆中,和今天人们的生活不发生关系;有的过度侧重市场,市场销什么就做什么,忽略了真正的民族传统和地域资源。她列举了泰国、老挝、越南的刺绣手工业保护和发展,较有借鉴意义。

    此外,《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与金融支持研究——基于石林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实证分析》[25]一文,对发展撒尼刺绣等特色文化产业,试图找出适应新农村建设形式下金融支持民族文化的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实证分析——以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为例》[26]分析了作为非遗项目之一撒尼刺绣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效果和存在问题及对策。《论石林撒尼刺绣工艺的保护与发展》[27]一文认为,需采取侧重刺绣针法保护和侧重刺绣产业发展的二元化发展道路;《云南石林彝族撒尼人传统刺绣艺术的保护与发展》[28]一文认为,保护与发展撒尼人刺绣艺术,一方面要向传统延伸,一方面要向现代延伸。还要在开发中关注刺绣艺术的他者化现象并进行制约;高层的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彝族撒尼刺绣现状实证研究》,通过对石林县的小箐村、五棵树、阿着底三个撒尼村落刺绣艺术的比较以及销售市场人群的分析,对当下传统手工艺的生存状况及其发展模式提出问题,试图揭示民间传统手工艺在当前社会所具有的更为多元的生存方式;彭瑶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民族地区小学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理论研究》认为应把服装、鞋帽、染织面料和首饰、佩饰品等装饰品和织绣工艺纳入小学美术课程资源开发的范围。

    七、结语

    上述研究情况表明,学术界对撒尼人刺绣工艺的研究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此同时,对撒尼人刺绣工艺的研究还有诸多可以拓展的学术空间,如彝族尚虎,但撒尼人传统刺绣图案中未见到虎的具象和变形形式,与其他彝族支系、其他民族刺绣工艺的共性和差异的探讨研究还十分欠缺。再如,撒尼人刺绣是以女性为主体的一种文化创造,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以及女性审美意识对刺绣工艺的影响,这既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可以拓展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还有,对撒尼人刺绣的研究集中在石林地区,石林地区以外的撒尼人刺绣研究几乎没有,仅有《把美丽绣在服饰上》(《今日民族》,2011年,07期)记载了丘北普者黑景区撒尼人的服饰,全文不足1500字。再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撒尼刺绣工艺的保护、传承、开发的探讨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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