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工业化和市场商品化的发展,在主流文化审美观念的影响下,通过对机械化生产方式和化纤产品的引入,文山苗族服饰发生了诸多变化。文山苗族按自称分为七个支系:蒙司、蒙豆、蒙邶、蒙巴、蒙颛、蒙叟、蒙刷,由于不断迁徙和发展使得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支系服饰风格各异。从艺术特征上看,主要经历了色彩由素雅到艳丽、类型由少到多、装饰由简到繁、风格由个性到同一的发展过程;从技术特征上看,主要经历了手工艺时期(游耕时期+农耕时期)、半手工艺半机械化时期(1949年~2000年)、机械化时期(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1]
图1文山苗族7大支系图
1手工到半机械化的生产趋势
据《麻栗坡县志》载:“清代,人们的穿、戴、垫、盖都是妇女手工缝制,式样一律传统老式服装,缝制牢固,但进度缓慢。1921年,曾方钧从马白街带着一台英国产的缝纫机进行机械缝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缝纫业发展较快,缝纫机逐步代替手工业操作。1956年在各乡镇相继建立缝纫社(组),进行整体缝纫。1985年以后,集体企业基本停止,个体经营也因外省、外县服装的涌入,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体,所生产的服装也只能到乡村集市上销售。1993歇业。”[2]
20世纪80年代,文山县逐渐兴起了一批以机械化生产和加工苗族服饰的制造工厂和企业。例如,江花民族印染厂、提花厂、个体私营企业等,预示着民族服装的生产力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江花民族印染厂(以下简称江花厂)是文山最早的本土民族服装制造企业,位于云南省文山市开化镇花桥村,创办于1991年。江花厂早期以苗族传统服饰的制作为主,掌握精湛的苗族蜡染、刺绣、缝纫等传统工艺。1993年运用丝网印刷批量印制传统蜡染图案并深受欢迎。90年代江花厂就已实现了统一化、规范化、机械化、批量化的流水线生产模式。
文山县七都云霓绣庄为外来企业建于1999年,以生产机械提花为主,是目前文山州最大的花边厂。现拥有电脑绣花、激光雕刻、超声波压花、邹花、粘胶花、服饰加工、民族工艺品加工和画框制作等工艺。其产品多样,品类丰富,满足了一个要求多变与多彩的苗族服装市场需求。手工的衰落与机器工业的兴起紧密联系,这种衍化过程是被动与主动选择的结果,是生产主体在面临市场化形势下,传统服饰与机械化不断适应和融合的过程。无疑机械化的加工方式推进了文山苗族服饰的现代化进程,也推进了文山苗族服饰的产业化、商业化模式的发展。然而,传统符号被植入电脑,被无限机械性的重复。人的身体的技术(手工技艺能力)退化,从而服饰中的想象力、神秘感也随之消失,传统服饰的诗性韵味也无从体现。
2商品化与手工艺者的职业化
1953年国家开始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浪潮对山区民族的冲击,云南苗区的经济状况基本上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发展。[3]改革开放以来,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商品经济洪流的冲击下,苗区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传统观念开始更新,可以说机械化与现代化催生了苗族服饰的产业化与商业化。早期苗族妇女们每逢街天会到集市上将手工丝线、布匹和服饰售卖以获生活所需。久而久之,部分群体专以销售传统苗族服饰为主,形成了早期的个体私营模式,出现了手工艺者职业化和苗族服饰商业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江花厂的成立为标志,文山苗族服饰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文山商圈的发展,苗族服饰形成了产品销售与服务相结合的一体化模式,并通过款式设计的推陈出新获取客源和商机。
商业模式的开发和拓展是现代苗族服饰在现代社会语境中得以继续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机械化花边、花布、刺绣、染布等装饰材料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装饰方法、广阔的选择空间,丰富了视域体验;另一方面,机械化生产取代传统手工劳动,并使妇女从传统劳动力中获得解放;其次,大多民族企业和其他中小型企业迅速崛起,并带动文山苗族服装产业的发展与完善,加速了苗族服饰的机械化过程。可以说,轻工业产品的输入改变了苗族妇女的传统加工方式,作用于人们的消费行为习惯、审美风尚、生产生活以及苗族传统文化等。手工艺者职业化推动了苗族服饰商圈的扩大化,同时对市场、消费和审美风尚具引导性。
3机器复制引发传统苗族服饰文化的消解
风格是指艺术品形式上的特征。传统风格可以看作是对“祖先风格”的传承与延续,是相对现代风格而言的形式内容。在过去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下,传统风格体现为原始自然主义风格,它体现为对大自然的依生与审美,在解决保暖问题的同时,服装样式与装饰纹样主要来源于对祖辈的学习与模仿,并包涵了亚文化的集体记忆,带极强的叙事功能。改革开放后,在机械化生产的辐射作用下,从服饰所运用的材料到服装的样式,以及加工方式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形成以制造厂、花边厂为核心向各县、乡镇、村寨为点的辐射路径。其商业空间显示为材料制造厂、服装制造厂、设计工作室、批发零售商、家庭制作、旅游产品加工等产业集群模式。
分化后的苗服市场相互交织和影响,现代化产品为主导地位,机器复制是成为服装制作的主要手段,传统手工艺力显势弱,解构之后的服饰,形式大于内容的传达。传统工艺被当代人移植、拼贴,被外来文化改造、嫁接。这种传统风格的分化,实质在于对传统苗族服饰文化的分解,并在演变的过程中将其异化。传统符号因无法通过主体技艺和群体记忆进行传达,传统符号无从解释与传递,当理性的机械生产取代情感化的丰富创造,则会造成传统符号的陌生化与平面化。风格分化背后指向社会体系的分化,这种分化直接作用于文化的分化与断层,主要体现在:首先,实践经验的无法继承,现代工业文明取代了传统生产经验,传统手艺无法继承。其次,工业产品取代传统媒介——麻,传统符号上的宗教信仰与情感无从依附,传统文化被消解。这种对服饰的分解现象实质上是文化变异与符号消解的表征。“一种新技术向一种旧技术发起攻击时,围绕旧技术的制度就受到威胁。制度受威胁时,文化就处在危机之中。”当技术发展到最高形态,机器可以代替人脑进行思考,而文化沦为机械的附庸,并产生新的文化形式。
4小结
依赖着机械化快速演变,在传统形式与现代技术相互碰撞时,通过自身对现代化环境的适应,引发形式与内容上的消解与异变。机械化可能使传统服饰文化消解,甚至是传统文化的失落与异化。所以说,现代化技术的应用对传统苗族服饰的影响,对其发展和保护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王单.谈日常生活与节日对传统民族服饰传承的重要性[J].大众文艺,2012(07),总第295期.
[2]云南省麻栗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麻栗坡县志[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4):358.
[3]颜恩泉.云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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