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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兵阴阳术数形式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在王朝的提倡尊奉下逐渐流行,特别是董仲舒将其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鼓吹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理论的新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中成为官方正统哲学之后,“阴阳者,王事之本”遂成为当时学术、政治的不易之旨[9]。战国以来术数的阴阳五行化也因此大受推动,新型术数层出不穷,传统术数有所发展。著名术数家如董仲舒、夏侯始昌、刘向、刘歆等人的《洪范》灾异之占,翼奉、京房、张衡、郎宗、郎等人的律历阴阳风角之占,孟喜、焦延寿、京房、扬雄等人的各种《易》占,司马迁、刘向父子和襄楷、张衡等人的星占等等,均为后世典范。其他术数如六壬、太一、九宫、六甲、孤虚、建除、形法、房中、服食等也有较大发展[10]。正如《后汉书·方术列传》所描述:

“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瞑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妖祥,时亦有以效于事也。”

就军事而言,当时较重要的术数形式有:

卜筮。卜筮,是中国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为人们熟悉的占卜术。《史记·龟策列传》:“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汉代各种新方术和兵阴阳家大兴,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战争术数之一。《龟策列传》载汉武帝“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这并非武帝朝的特殊现象,而是两汉之通状。

天文云气占。这也是古老的军事占候之术。《淮南子·兵略训》:“明于星辰日月之运,刑德奇賌之数,背乡左右之便,此战之助也。” “明于奇正賌阴阳刑德五行,望气候星,龟策讥祥,此善为天道者也。”《汉志》著录和考古发现此类文献最多,而从《天官书》、《天文志》和简牍帛书资料中,不难发现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天象、云气的记录和分类比春秋复杂细致的多,不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众多恒星及气象现象,占断也极为广泛繁杂。如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占》仅慧星就有29个图形和18个名称,云气则有200多种,每个图形之下均有吉凶占文且绝大多数与军事有关。

式占。式占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礼》中就有“大师,太师抱天时以从”的记载。“天时”即式盘。但式法的广泛流行,是西汉以来的事情。目前汉代式盘实物已发现7件以上[11 ],王莽在覆灭前模仿式盘制作威斗,是治史者熟知的。式占稍后分化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军术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占基础上生出的奇门遁甲术,向被视为兵阴阳家的看家本领。

风角。候风术的出现不晚于商代,其演变为系统的风角预测术并用于军事,则不迟于春秋而活跃于汉,名家辈出。汉代兵阴阳家的风角言,《天官书》和《天文志》有专门论述,《汉志》“兵阴阳家”著录有《师旷》8篇,“五行”有《五音奇赅用兵》、《五音奇赅刑德》,银雀山汉简有《天地八风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马迁著《史记》,其兵书即《律书》[12],充分表明了其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风角和奇门遁甲一样,也被后世的术数家十分看重。

象占。根据自然界的种种奇异罕见现象推断人事,即象占(也可称作杂占)。战国以前,象占之事已多,但汉代有质的飞跃。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灾异学说自西汉中期盛行起来后,形成中国两千多年讲究灾异的传统,其集大成之代表作,为刘向《洪范五行传》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书·五行志》。从此,几乎一切少见的自然现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灾、动植物异常乃至于特殊的人类生理、病理现象和民俗、谣谚等,都在阴阳五行的框架下被赋于特殊意义,并被郑重记录和向皇帝报告。灾异说导致象占在政治、军事活动中更加流行,《汉书·五行志》搜集事例甚多。

择吉。几乎所有术数都有择吉功能,这里仅指较专门的时日选择之术如建除、刑德、孤虚等。“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法愈凿,” [13]“时日之书,众多非一”[14 ],所以才会出现武帝娶妇,“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15]这样近乎喜剧性的场面。汉代兵事择吉而动,一如前代,《龟策列传》所谓“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即是。刘邦“择良日,斋戒,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16],就是一个典型的史证。图谶:西汉后期以来谶纬大兴,作为一种术数形式,它虽与兵阴阳学说不是一回事,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本以预测政治变动为主要功能的图籍,常有兵阴阳文字侧身其间,而且事实上汉代人确实每每运用谶书惑众起兵和决断军事,如刘扬等“造作谶记”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称帝鄗城,公孙瓒以谶谣迁守易城,等等 [17 ]。

道教。众所周知,汉代是中国道教起源和形成时期。道教在民间巫术和方士方术基础上,创造出一套科仪和符录法术,而这些东西,到东汉就很快被运用或影响到军事中来,如:《后汉书》注引《江表传》:干吉在吴会立精舍,烧香传教,“助军作福,医护将士,”江东将士多拜之。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李傕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女巫歌讴击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所不为。”

《太平御览》卷337引曹操《掩获宋金生表》:“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令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曹命将掩捉,俘虏甚多。

《后汉书·臧洪传》:黄巾起,青州刺史焦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 祷群神。又恐贼乘冻而过,命多做陷兵丸以投于河,众遂溃散,和亦病卒。”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魏书》:卓将牛辅胆怯恐惧,“常把辟兵符,以斧质致其旁,欲以自强。”
《资治通鉴》卷210,献帝建安十五年:张津为交州刺史,“好鬼神,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为其将区景所杀。”

汉代大量涌现的“妖贼”,更是以道教为号召和战斗手段(详下)。

道教是宗教,与兵阴阳家也不属于同一范畴,然而道教“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18],运用道术从事战争活动,事实上也颇合《汉志》界定的兵阴阳家的主要特征。所以,道教也可以视为兵阴阳家的一种特殊发展和表现形式。

祭禳祝咒。先秦时期,军事祭祀和禳祷之法已经极为发达。汉代至少在以下两方面有新的发展:一是专门的军神祭祷的确立。秦代以蚩尤为军神 “兵主”,立祠长安[19]; 高祖起兵,“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旗鼓,帜皆赤”[20]。汉兴,蚩尤亦成为一代军神。汉武帝时又加太一神为出兵祭祀对象,“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牧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21]二是禳祷诅咒之术更形发达。作为统一帝国,汉王朝有意识地将各地方士巫师集中于长安,形形色色的地方术数融会交流,并被运用国之大事中[22]。如武帝时对匈奴作战,使用群巫大肆施行“诅军术”,以对抗对方的同类术数。马王堆所出“辟兵图”,尚保留了不少辟兵咒语。[23]

厌胜:厌胜是用巫术手段,祛祸趋福或致祸于人的术数形式。汉代政争中巫蛊厌胜风气之烈,人所熟知,而其时在军事上同样注重厌胜,命将取名、占候不利和战争激烈之时,每每用及。如灵帝中平五年,“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帝欲厌之,乃大发四方兵,讲武于平乐观下。”[24]

第三,研习、传授者众多。

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的一个基础是,汉代有大批的人在学习、研究和教授兵阴阳学。春秋晚期以来,私学兴起,民间兵学授受亦因此发生。战国著名军事家孙膑和庞涓受教于鬼谷子,就是一个典型故事。汉代私家教育之发达超过战国,民间术数教习蔚然成风。下面是从两汉书中随手拈来的一些例子:

路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也。”

夏侯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

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

翼奉,“淳学不仕,好律历阴阳卜占。”(以上见《汉书》各人本传.)

至恽,“理韩诗,严氏春秋,明天文历数。”

杨统,“从犍为固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

郎凯,“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衅,延致学徒常数万人。”

襄楷,“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

崔瑗,“(师贾逵)遂明天官,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诸儒宗之。”

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以上见《后汉书》个人本传)
李固,“负笈近师三辅,学五经,积十余年。博览古今,明于风角、星算、河图、谶纬,仰察俯占,穷神知变。”(《后汉书·李固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汉代经学特重阴阳灾异谶纬之说,其内容又多关乎军事,则当时经学教学大都与兵阴阳不无关系,至于专门的阴阳术数之学,更是不言而喻。
民间术数传习并非单纯教学,同时还包括了研究活动。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马融常和高足在楼上讨论术数之学,后发现郑的才华,郑才得以登楼共同切磋[25]。故汉代民间讲学团体就是研究团体,民间传授术数阴阳之学的盛况,正反映了研究者的众多和深入。兵阴阳家和各种术数之学的繁荣,顺理成章。汉代屡向社会征集兵阴阳人才,应募者或多达数千人(见下),既是这一现象的必然结果,也是它的最佳证明。

要之,汉代兵阴阳家在战国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着急剧发展的势头,达到了繁盛的高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战国开始的军事术数的阴阳五行化过程,到汉代已经完成,从而确立了后此二千年中国兵阴阳家的基本格局。



汉代兵阴阳家的显著发展,还体现在它们被广泛运用于实战,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战争和军事。虽然当代有关汉代军事史的著述,展现的始终是单纯的战役、战斗和相关活动,然而只要稍微留意史料就不难发现,汉代战争自始至终充满着术数和兵阴阳家行为。《孙膑兵法 ? 行篡》:“阴阳,所以聚众合敌也。”林林总总的兵阴阳著作和孙吴兵法一起,共同支配着统帅和全军的观念与行动,战争继续呈现先秦以来的双重斗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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