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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人类学视野下的白族服饰流变及原因浅析

日期: 2019-2-20 0:00:00 来源: 网络 举报

  真、善、美是人类的三大价值追求。其中,人类对“美”的不断追求使得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和灿烂。从表现形式来看,“美”可分为内在之美和外在之美两大类。然而,无论是内在之美还是外在之美,不同人群对事物的美的要求表现出了不同的标准,也就是不同的审美体验会带来不同的审美价值。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人民,以勤劳、善良和对美的不懈追求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绚丽多彩的白族视觉美学文化。扎染、建筑、雕刻、服饰就是众多白族视觉美学文化中的杰出代表。而鲜艳亮丽的白族服饰更是白族民族身份象征的一张最为显著的名片。为了更好地理解白族人民的审美价值,本文试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对白族服饰流变的现象和原因进行探讨。 
  一、审美人类学内涵 
  审美人类学,顾名思义(则)是试图将人类学和美学这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式和不同的研究学科,以审美和艺术作为中介物,开创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1]历史告诉我们,每个族群、民族与每个族群、民族之间,甚至是每个人与每个人之间,在审美经验上的各种审美标准和审美体验总是表现出一定的相同和相异之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知道,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显著特点就是田野调查,旨在通过访谈、参与、观察或填写调查问卷等形式,深入了解一个族群、民族乃至一个村落、社区的人们的情感价值取向与该群体单位表现出的文化特质。这一点在西方人类学家的著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如美国作家威廉·富特·怀特的《街角社会》,讲述的就是威廉·富特·怀特深入到美国的一个由意大利人构成的贫民区科维纳尔去探究这个群体“街角帮”的社会结构。而作为哲学一级学科下八个二级学科之一的美学学科,则侧重于美学基本范畴和基本原则的研究,是一种对美的社会现象的抽象概括与提炼,侧重于艺术取向的探究。也就是说,美学注重的是人们对于一些艺术品与现象的思考方式。正如德国美学家莫里茨·盖格尔所云:“‘审美’的价值应当毫无保留地被理解为‘艺术’的价值。”[2]可见,审美与艺术具有一定关联性。 
  作为一门交叉新兴学科方向的审美人类学,其中人类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侧重于一个整体的研究,而对于艺术的研究是其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目前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不多,但卻有大量以往的关于人类学的研究作为基础,这对审美人类学的研究有较大助益。而我们在研究这些文化时就要注重其与这些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从而使我们对这些艺术有一个宏观的相对完整的理解,而不应该局限于艺术作品本身。因此审美人类学的视野应该宏大。基于此等认识,我们在研究白族服饰的时候,不应该把白族服饰的审美经验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孤立出来,而应该把白族人民关于服饰的审美经验放到白族人的人文世界中去,由此去发现白族服饰真正的美学价值,从而深入理解白族人民内心的审美取向。 
  二、白族服饰特征及其流变 
  白族是个爱美的民族,这可以从其外在的富有特色的白族民居和鲜艳亮丽的白族服饰看出来,其服饰的总体特征是色彩纯度高、对比鲜明。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大理白族自治州可以称得上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以优美的环境和丰厚的历史以及适宜的气候闻名遐迩,致使大理白族自治州成为中外游人所向往的旅游圣地。近些年,随着大理白族自治州旅游的热潮,白族服饰也再次走进世人的视野。热情开朗的白族人民把他们多彩的服饰文化审美标准展现在世人眼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世界服饰文化的发展。可以说,白族的审美标准突出体现在白族服饰中。由于白族人崇尚白色,以白色为贵,故其衣服也以白色为主,再配以红色、绿色等其他鲜亮的颜色以及精美刺绣,从而造成视觉上的巨大冲击。这种色差大的服饰搭配具有很大的视觉吸引力,是大理旅游文化的重要素材。据传白族人尚白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洱海地区海拔2000米左右,干湿分明、四季如春,景色宜人。在绿叶红花的映衬中,似乎以白色为主调的服饰不仅亮眼而且比较和谐,当然这也体现出白族人民的宽厚、淳朴和对洁白净美的崇尚。 
  白族小孩、女子、男子的服饰都各有特色。整体上看,白族姑娘和小孩的衣服颜色比较亮丽,男子的服装则较简单朴素。白族的年轻姑娘服装,上衣多为白色或浅色的襟衣、衬衣,袖口较紧,袖管上绣有花边。下身多为白色长裤。腰上系短围裙,镶嵌花边。外罩上则以红色、浅蓝色为主。飘带束紧,头上梳辫,脚穿绣花鞋。在配饰方面,手上则喜欢佩戴银饰或玉石手镯。整体上看,亮丽而婀娜。“苍山绿、洱海清、月亮白、山茶红、风摆杨柳枝、白雪映霞红”正是这种婀娜多姿、飘然若舞的白族服饰的真实写照。如果用一句简短的话来概括白族服饰最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色彩对比明显而又协调。这充分反映了大理人民在艺术上的审美创造。当然,这是当前白族服饰的整体特征,不过在历史上却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这就值得我们利用审美人类学的视野来研究,从白族服饰流变切入,探索其审美观念的变化和背后的原因。 
  (一)唐朝以前的白族服饰的特征 
  白族的服饰有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从宾川白羊村等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石质和陶制纺轮、穿孔蚌壳等文物可以发现,早在四千多年前白族先民就已经懂得缝制衣服,并用蚌壳等物作为装饰[3],其爱美的质朴情怀已见端倪。当然此时的服饰与装饰显得非常粗糙和原始。在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在以滇池为中心的白族先民——滇人“头饰羽翎”。这可以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舞蹈图像中看出来:舞蹈者头戴羽冠和长翎,上身光身,下身穿戴兽皮羽毛以装饰。肖丽琼老师指出:“白族先民‘滇人’的服饰不分男女,均穿对襟无领外衣,长及膝;袖宽大而短,长及肘。”[4]可见,早期白族先民的服饰较之前有了进一步的丰富,文明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到了唐初,根据《西洱河风土记》的记载:“男子以毡为帔,女子絁布为裙衫,仍披毡皮之帔,头髻有发,一盘而成,形如絁。男女皆跣。”可见,唐初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男女都披毡,女子裹布为裙,头发盘起,无论男女都光着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南诏王国的贵族与平民服饰有了鲜明的等级特征。唐·樊绰《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这样详细描述当时白族先民的穿戴样饰:
 其蛮,丈夫一切披毡。其余衣服略与汉同,唯头囊特异耳。南诏以红绫,其余向下皆以皂绫绢。其制度取一幅物,近边撮缝为角,刻木如樗蒲头,实角中,总发于脑后为一髻,即取头囊都包裹,头髻上结之。羽仪已下及诸动有一切房甄别者,然后得头囊。若子弟及四军罗苴已下,则当额络为一髻,不得戴囊角;当顶撮髽髻,并披毡皮。俗皆跣足,虽清平官、大军将亦不以为耻。曹长已下,得系金佉苴。或有等第战功褒奖得系者,不限常例。 
  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阙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阙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谓腰带曰佉苴。 
  妇人一切不施粉黛。贵者以绫锦为裙襦,其上仍披锦方幅为饰。两股辫其发为髻。髻上及耳,多缀眞珠、金贝、瑟瑟、琥珀。贵家仆女亦有裙衫。常披毡及以缯帛韬其髻,亦谓之头囊。[5] 
  从上面的记载可知,男子披毡,衣服与中原穿着接近——上衣圆领宽袍袖大,下身宽裤,着靴子。但在帽子和头饰方面则根据职位性质、官阶等级和战功大小不同而有异。南诏王头帽为钟鼎式,文官为莲花式,武官则为威武象征的虎头式。女子不化妆,但以酥油润泽头发,相当于今天的天然护发素。 
  (二)大理国到元朝时期期白族服饰的特征 
  到了大理国时期,大理国王公大臣都穿上了绫罗绸缎。而且无论官民,都较为注重色调与装饰,刺绣装饰增多。男子头包白色或蓝色头巾,上身为白色对襟衣,外套黑领褂,下穿蓝色或黑色长裤,有时还佩挂长刀,所谓“南诏剑大理刀”是也。到了元朝时期,大理地区纳入国家版图,此时期白族服饰,根据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记载,“男人披毡、椎髻。妇人不施脂粉,酥泽其发,以青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绣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6]可见元朝时期的白族服装男子还是披毡、头梳起椎形发髻。女子还是不化妆,但依然重视头发的保养,以保持光泽。其中,耳戴金环、象牙缠臂很鲜明地刻画出与中原装饰的不同。 
  (三)明清以来白族服饰的特征 
  明代以来,大量汉族人民迁入白族地区,使得汉族服饰对白族服饰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总体上看,白族男子的服饰各地大体相同,即头包白、蓝色的头巾,上衣为白色对襟衣、黑领褂,裤子为白、蓝色长裤,肩悬小挂包。妇女的服饰则各地有些差异。大理一带妇女头用绣花布缠头,红坎肩、白色或蓝色上衣,外套为黑丝绒领褂,腰系绣花短围腰,下穿蓝色宽裤,鞋子为平底绣花鞋“百节鞋”。其中对于头发发型,结婚前后有别——婚前垂辫或盘辫、婚后盘髻,不过也都缠有绣花的包头,十分亮丽。邓川一带的白族姑娘则戴小帽或银铃“鼓钉帽”“鱼尾帽”。丽江九河一带的白族妇女的领褂则多为氆氇,外套披有七星图案的羊皮。鹤庆甸北一带的白族姑娘则以头顶外罩或的头巾,外缠3丈6尺红头绳,以象征一年360天的蕴意。到了清代时期,白族男子基本以穿对襟衣、宽腿裤式为主要款式,女子服饰以花边服为主,特别是衣服领口、袖口、襟边、下摆、裤脚大都镶上花边。民国以来白族服饰格局大致沿用至今,变化不大。值得一提的是,令外地游客印象深刻的是有着“风花雪月”象征的白族女子头饰。其中下垂之穗象征下关风,帽子上的花象征上关花,白色帽沿象征苍山雪,弯弯的造型则象征洱海月。可以说,这顶头饰是白族服饰的缩影,而“风花雪月”更成为了外地游客描绘大理的最简洁的词汇。 
  三、白族服饰变化的原因 
  面对历代白族服饰的阶段变化,我们不禁要去思考这背后引人深思的原因:是何原因使白族服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体现了白族先民、白族人民怎样的审美情趣?笔者尝试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一)物质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 
  唐朝之前,西南大部分地区还处于蛮荒之地,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财富十分匮乏,所以人们主要的精力都是集中在从事生活与生产资料上,所以早期白族服饰和装饰物十分简单和粗糙。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在积累了较多的生产、生活资料之后,追求美的人类天性自然呼唤人们对外在装饰物的要求越来越高和越来越精致。白族服饰的镶边和头饰的日益丰富和多样化、精细化正是最好的佐证。 
  (二)自身内心审美意识的变更 
  美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出于情感的判断。在白族人的眼中,他们的情感偏向于哪一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符合他们内心审美的那一方面。服饰类型、装饰类型、色彩款式以及搭配方式等其内心审美取向的外在表达。无疑,白族人民无论是选择红色坎肩还是白色上衣,只要趋于稳定和成熟,都是因为这种款式与色彩会使他们产生愉悦和欢乐感。而这种愉悦和欢乐感还来自白族人民更深层次的有关灵魂的追问,它代表的不只是满足世俗的一种功能性的审美需求,而且是一种超越了世俗的更加深入内心的审美。可以说,这是一种属于人内心对于美的价值的感受。从历史上看,南诏国的强大使其内心崇尚武力的意識通过规定不同等级的服饰而折射出来;同样作为妙香佛国的大理国时期由于人们内心崇尚和平安宁,自然使得人们在装饰物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都充分说明,外在服饰与装饰的变化是内在审美意识变更的外在表现和自然流露。 
  (三)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影响 
  政府政策的影响也是白族服装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天宝战争曾一度使中原王朝和南诏国关系恶化,但到了宋熙宁九年和政和七年,大理国曾向大宋进贡马匹、麝香、牛黄、细毡等珍贵物资。双方往来开始增多。宋徽宗也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紫金光禄大夫、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自此民间贸易更加活跃,从而大大促进了南北方交流。而无论是南诏国、还是大理国,其实质都是位于中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所以都会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再者,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滇人都是采用直接从自然界中汲取物质来装饰自己,满足自我的审美需要,而在唐朝时期,南诏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受唐朝的影响很深,内地的政治制度、天文历法、医药学以及建筑、丝织技术等都传入南诏,使得南诏国时期人们的审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元明代之后,西南区域再次纳入祖国版图,大量汉族人员迁入白族地区定居,自然使得汉民族审美观念渗透和融入白族人民的内心意识,使其审美观念自觉与不自觉地发生变化,这自在情理之中。
  (四)自然环境与气候的影响 
  作为白族人民主要聚居地的大理地区地处滇西纵谷和云南高原的结合部,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这对服装款式的选择和搭配上自然会产生影响。“一山为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立体气候条件对白族服饰产生了直接而明显的影响,使其服饰在结构款式和质地用料上体现出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实用多元性。[7]白族人民的长裤偏于宽松、袖大,有利于从事水稻种植等水田劳作时。而头缠头巾则有利于平常劳动防止云贵高原强烈的紫外线晒伤。戴帽、穿短领褂、船型鞋也是白族人民结合本地的地理气候环境来装饰自己的外在表现。洱海流域风大、昼夜温差大,戴帽和短领褂可以防寒和保暖。船型的鞋则是顺风顺水寓意的体现,是白族人民对未来的美好期望的结晶。而把表征“苍山绿、洱海清、月亮白、山茶红、风摆杨柳枝、白雪映霞红”的环境特征渗透融进服装,足以体现白族人民要将大自然最美的馈赠穿在身上,借此来表达内心对大自然的热爱和亲近的情感需求。 
  四、结语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无论我们看到的泥塑的偶像、图腾的雕刻和油画,或者注意那些关于冠礼、丧礼、祭礼仪式中的服饰装扮、音乐、歌舞、颂诉、哭泣等,我们都可以发觉人们是在通过这些艺术化的手段,而力图接近一种超自然的存在,以它们为一切希望所寄托的对象,和一切信念的源泉……这方面会激动和影响他们的生活。”[8]从此点上看,白族服饰的蕴意也是白族人民寄托美好生活和审美价值与情感取向的载体。显然,白族服饰不仅是白族文化的一个物化载体,更是一种文化符号,而从审美人类学的角度探寻白族服饰流变的文化内涵和原因,有助于我们对别具一格绚丽多彩的白族视觉美学文化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方李莉.艺术人类学的本土视野[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12. 
  [2] 莫里茨.盖格尔著.艾彦,译.艺术的意味[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 
  [3][4] 肖丽琼.大理地区白族服饰的起源及历史[J].昆明理工大學学报,2005. 
  [5] 向远达.蛮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207-209. 
  [6] 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87. 
  [7] 仇学琴,蒋文中.云南民族文化探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52-353. 
  [8] 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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